1924—1927年的国民革命，又称大革命，是中国继辛亥革命后又一次人民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其结局也颇受争议，但它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因而，关于大革命的研究也成了一个极富魅力的历史课题，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本文拟对前苏联和美国史学界有关中国大革命史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评述。 一 （一）关于国共合作 第一次大革命是以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成立开始，以其破裂告终。这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发展和破裂，同这次大革命的兴衰成败息息相关。因此，对这次国共合作的研究是这一段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关于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美、苏学者争论热烈，形成以下几种观点：苏联史学界对党内合作形式的看法是一贯的，早在1926年底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会上的发言就指出，采取这一形式完全取决于力量的对比；后来的苏联学者依然同意这一论点。如前苏联远东研究所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格鲁宁指出：“事实证明，共产国际所建议的统一战线的形式（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是完全正确的，最适合20年代中国的具体条件。”[1]与此相左的观点则认为：共产国际坚持要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因而束缚了共产党的手脚，使它丧失了策略上的自由，被迫处于服从国民党的从属地位，并遭受1927年失败。美国学者格鲁伯说：“国共合作，实际上是把共产党拴在国民党身上，使中共处于名义上是自己的一个伙伴而实际上是比自己强大的阶级敌人的支持之下，最后成为牺牲品。因此，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是一根本性的错误。”[2]罗·诺斯在《罗易赴华使命》一书中也认为：自上而下的党内合作必然同自下而上的工农运动发生矛盾，必然导致统一战线的破裂[3]。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国共合作的形式，应根据当时的具体形势变化而变化，在整个中国大革命过程中，并非仅仅实行党内合作一种形式。在大革命初期实行的党内合作形式，到1926年中山舰事件之后，就应有所改变。持这种观点的人指责共产国际无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出现的中国局势的变化，死抱住它首先选定的党内合作形式不放，制止中共（特别是1926年）及时用外部联盟形式代替内部形式的一切活动。最后，当共产国际意识到内部形式垮台时（1927年春），再想以某种形式来代替，为时已晚了。哈里森在《夺取政权的长征》一书中指出：早在1926年，即蒋介石3月20日在广州发动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就应该彻底摆脱统一战线的形式。[4] 上述观点有些并不正确。如有的美国学者认为党内合作形式必然导致共产党的失败，原因是：其一，共产党把自己置于看起来是伙伴而实际上是强大敌人的支配之下；其二，上面的合作同下层工农运动的兴起必然发生对抗矛盾，它终究要导致共产党的失败。这些看法是不对的。其一，国民党不是强大敌人而是革命的同盟者。孙中山在世时改组的国民党是一个反帝反封建要改造社会的革命党；孙中山逝世后新老右派才把国民党逐渐演变成反对孙中山、反对三民主义和反对三大政策的党，这时的国民党右派可称敌人。但在国民党改组时，它绝不是敌人，相反地却是一个很好的同盟者。孙中山、廖仲恺、宋庆龄等都是这个革命政党的代表。美国学者把后来的结果变成了以前的原因。不能因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叛变就否定当初合作的必要性。其二，上面的国共党内合作并不必然同下面工农运动兴起发生矛盾。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和中派都支持工农运动，像邓演达等左派人物当时坚决主张农村革命，极少数右派反对工农运动，这就看共产党如何做好工作了。如果我们把农村革命分步骤走，如果当时对右派斗争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就能把右派孤立起来。如果共产党再能抓住军队，那么，下面的革命就会逼迫国民党右派和地主阶级代表服从于这种革命大风暴。这都是可能的，而且应该这样做，只可惜共产党当时没有这个水平去这样做。所以，国共合作的破裂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绝不是采取党内合作形式的结果。 历史证明，采用党内合作形式是正确的，没有这种合作，就不会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力量和影响的迅速发展，就不会有东征和北伐的胜利。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应当坚决反击蒋介石的反共行为，但这种反击并不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等于自动退出当时的主要政治阵地，而这正是国民党新老右派所要求的。 （二）关于大革命时期的工人运动 关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性质问题，苏、美学者大都认为，是工人阶级为争取切身利益的经济斗争同民族因素的结合。美国学者迈斯纳指出：“促使工人奋起反抗的原因主要在于早期资本主义的产业主义所造成的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生活在外国势力支配下的城市并在外资工厂或外国人管理的工厂中劳动的工人看到，剥削是与外国人密切联系的，正是这种社会经济的压迫与外来的压迫的结合，使得工人运动具有特殊战斗力。”[5]前苏联史学界则认为，中国工人运动中反帝倾向居主导地位，阶级斗争薄弱，有局限性。如阿卡托娃在《民族因素在1919—1927年中国工人运动中的作用》一文中详细地论述了民族因素在革命时期工人运动中的作用，她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争取民族解放斗争超过了实现经济要求的斗争”，大革命时期“民族因素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对阶级因素无疑占优势”，对工人运动“无疑有决定的意义”[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