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本文在学术界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课题，指出他们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 民主革命派 马克思主义学说 传播 20世纪初期，亦即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以下简称为民主革命派）在从事反帝反封建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还同时在中国传播着马克思主义学说。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缺乏系统与整体研究。本文拟就此课题作一探讨。 一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但是，从辛亥革命时期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即民主革命派却一直不断地对它进行了介绍与宣传。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出现其实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从当时国际形势来看。当时欧美日本各国社会革命运动蓬勃高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正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因而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在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的过程中，必然出现贫富悬殊、阶级冲突、工人失业、小生产者破产和经济危机以及少数大地主与大资本家操纵国民生计和垄断国家政治大权等等严重的社会问题。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革命运动也因此逐渐兴起并且蓬勃高涨，极大地冲击着资本主义的统治基础。正如列宁1912年7月15日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所指出：“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1]当时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等民主革命志士在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看到了欧美日本资本主义的上述弊病，并看到了社会革命必将到来的历史趋势。孙中山于1905年10月20日在《民报》发刊词中就指出：“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2]为了使未来中国不“袭欧美日本之故辙”[3]，孙中山等等民主革命志士在从事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还同时顺应了时代潮流，走上了探索中国的非资本主义也即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在中国传播着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传播的情况来看。当时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社会上已经开始得到了一些传播。虽然19世纪70年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已经开始传入中国，但中国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却是在90年代以后。1898年，上海的广学会出版了英国人克卡朴撰写、胡贻谷翻译的《社会主义史》（当时书名译为《泰西民法志》）。该书第七章谈到了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指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和最具势力的人物”，评介了马克思的生平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该书是最早提及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文出版物。1899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刊登了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的《大同学》一文，文中说道：“试稽近代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这里的“安民新学”是指社会主义，“主于资本”是指马克思和他所写的《资本论》一书。1902年9月15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也提到了马克思主义：“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从1903～1904年，梁启超又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和《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再次提到了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除了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梁启超介绍马克思主义以外，1902年以后中国知识界在国内陆续翻译出版了日本人撰写的一些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著作。如1902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幸德秋水著、中国国民丛书社译的《广长舌》，1903年2月广智书局出版了福井准造撰、赵必振译的《近世社会主义》，1903年5月浙江潮编辑所出版了幸德秋水撰、中国达识译社译的《社会主义神髓》，1903年6月文明书局出版了村井知至撰、侯士绾译的《社会主义》，等等。这些著作都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总之，在民主革命派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前，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在中国社会上开始有了一些传播。这使得当时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并不陌生，从而为以后的民主革命派在中国社会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最后，从民主革命派自身的情况来看。以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他们所处的那个时期的“先进的中国人”。他们当时都充满着革命精神与进取精神，因而在从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正在西方盛行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社会思潮也即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击与影响。民主革命派当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与时俱进，顺应了社会主义这个时代潮流，同情和介绍与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还力图从具有科学性与系统性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吸收一些对他们本身很有裨益的成分，以利于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利于他们进行中国的“社会革命”。朱执信1906年1月在《民报》第2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公开说道：他之所以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克思等“数子之学说”，其目的就是使这些学说“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4]这反映了民主革命派当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普遍心理。总之，民主革命派当时之所以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也与他们自身的情况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