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同张作霖的关系曾是孙中山与苏俄接近的一大障碍。本文拟利用1994年公布的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资料，探讨孙、张关系及其对《孙文越飞宣言》签订的影响。 一 在陈炯明兵变之后，孙中山于1922年8月14日抵达上海。苏俄特使越飞则已于两天前来到北京。这时，无论孙中山还是苏俄，对双方的合作都已有初步的构想，并希望建立密切的联系。8月22日，越飞致函孙中山（这封信是由马林转达的，孙中山和他讨论了信中的内容），信中提到的五个问题有两个是有关张作霖的：“一、我想知道，比其他集团更反动的张作霖集团也是民族解放的派别吗？抑或它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我还想知道，在社会一阶级方面他依靠哪些人，在北京支持他的是些什么人？二、我不明白，为什么您最近和张作霖达成协议反对吴佩孚？是否希望通过支持看来比较强大的一个敌人，让他消灭另一个之后，您只剩下一个敌人，就能比较容易地消灭他；还是您真认为张作霖的政策对中国有利？与此有关，我还希望您把同张作霖的关系的行动方针向我介绍一下。”[①a]其实，在此之前，这两个问题，孙中山都与苏俄人士谈及过。对第一个问题，在不到一年前的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说过：“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其中有一个是过去的胡匪头子，叫做张作霖。他名义上是满洲军队的统帅和督军，但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所听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①b]对第二个问题，孙中山在1922年5、6月进行北伐期间曾向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询问，俄国是否可以像在蒙古一样在满洲发动反对张作霖的政变（尽管当时他已同张作霖建立了军事同盟），他还说：“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日本，它在麦尔库洛夫的帮助下霸占了你们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张作霖的帮助下霸占了我国的满洲。我一打败吴佩孚，就该轮到张作霖了。那时苏俄的帮助就特别重要。”[②b] 作为苏俄政府派来中国负有特殊使命的代表，越飞不可能不知道孙中山以前就张作霖问题向苏俄人士表示过的态度。事实上，他在信的开始就特地提到“从您给齐契林的信中我了解到，您以您特有的鲜明和清醒的思想，明白了我们的对外总政策，特别是远东政策的基础”[③b]。但当时孙、张已由敌人变成盟友，因此，越飞向孙中山提出有关张作霖的问题，实际上是要求他就对张作霖态度的前后矛盾做出澄清。 孙中山似乎完全忘记了一年前对齐契林说过的话。他在8月27日的复信中这样答复越飞以上的两个问题：“一、张作霖是一个中国人，很难设想，他会希望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并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理人。从社会阶级的意义上说，张作霖似乎不是依靠任何阶级，而全然依靠他的军队。据我所知，在北京还没有可以说支持他的人物。”“二、我在去冬已同张作霖达成谅解，主要是因为他派遣了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建议进行合作以实现我的重新统一的政策，并且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有必要，他将反对日本……接受同张作霖合作的另一种抉择，就是既与他作战又与吴佩孚作战……如果以后表明他并没有诚意，那时我再来对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我把重新统一中国看成是头等大事，我当时准备，现在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领袖实行合作。”孙中山还对越飞说：“关于您对张作霖的态度，我想提一点意见，那就是别将他赶向日本，而要使他能更多地接受我的影响。”[④b] 孙中山对张作霖的社会—阶级基础的回答，很可能会让俄国人觉得可笑。但问题在于孙中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张作霖已经有与一年前完全不同的新政策，而在俄国看来，孙中山这个政策是与苏俄利益相违背的。 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实际利益考虑，苏俄都只会把张作霖看成是敌人： 第一，俄国在远东的宿敌是日本。十月革命以后，日本参加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在孙中山和越飞通信的时候，日本军队仍然占据着西伯利亚滨海地区和库页岛。而张作霖有众所周知的亲日背景。 第二，白俄利用东北作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基地，而张作霖却善待境内的白卫分子，甚至考虑把他们收编[①c]。越飞在1922年9月15日给孙中山的信指出：“俄罗斯不能听任北满像昔日蒙古一样建成白卫分子新的进攻基地。”[②c] 第三，在中俄交涉中，外蒙与中东铁路两大问题是中俄争执的焦点[③c]。当时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大部分（至少表面上）已归于张作霖治下的东三省当局。苏俄要求恢复沙俄时期在中东路的权益，立即改变由东北当局和白俄控制的中东路管理机构[④c]。而张作霖的地盘毗邻外蒙，奉系军事力量的存在对外蒙构成潜在的威胁。吴佩孚曾同意苏俄军队不必立即从外蒙撤军，越飞对此十分满意，他在给吴佩孚的信中说：“目前从蒙古撤出我们的军队只会导致张作霖对蒙古的占领，而通过他，则是外国列强对蒙古的占据。”[⑤c]这充分反映了苏俄在外蒙问题上对张作霖的敌意。 苏俄力图促成张作霖的对手吴佩孚与孙中山合作反对张作霖。1922年9月26日，越飞的军事参赞格克尔在上海同孙中山会谈，再次劝说孙与吴合作，孙中山和格克尔就吴、张两人展开讨论，格认为“吴对孙中山很有好感”，“他在吴佩孚身上看到一个为中国独立和统一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张作霖目前仅表现出他与俄国所有的敌人勾结”。孙则认为吴是一个“很难对新思想感兴趣”的人，“处在依赖英美的地位”；而张却是可以改造的；他现在再次派代表到沈阳说服张作霖：“新俄应视作中国的朋友”[⑥c]。 这个派去说服张作霖的代表是汪精卫。他带去一个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三派实行军事政治合作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要求张作霖支持二三百万元军费，不承认北京政府，共同对付“敌人”（即吴佩孚）的军事部署等内容；最后表明：“将来向敌人战争彻底或讲和，皆相与一致，不为单独行动”；“扫除敌人之后，组织合法政府，以协商同意定之。”[⑦c]汪带给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两封信（所署日期是1922年9月22日），主要是谈南北夹击吴佩孚的军事计划[⑧c]。从汪所带的计划和信函，看不出有说服张作霖改变对俄态度的内容。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件公布时是否有过删节，但比较可能的情况是有关苏俄的问题由汪精卫直接向张作霖面陈。汪的主要使命是与张进一步商讨反对吴佩孚的计划。对此，越飞似乎一无所知，在11月间给吴佩孚的信中还保证：“我确实知道，孙中山和张作霖并无任何正式的协议。”[①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