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学者辛齐亚·斯平兹(Cinzia Spinzi)、亚历山德拉·里佐(Alessandra Rizzo)与玛丽安娜·莉亚·祖莫(Marianna Lya Zummo)合编的文集：《翻译还是译创？——话语、文本和视觉》(Translation or Transcreation？Discourses，Texts and Visuals)中的第二章，该书2018年1月由剑桥学者出版社(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出版。本文的翻译与发表均经作者授权，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限于篇幅，原文参考文献只保留引用部分。 一、“调适理论”视域中翻译回流的位置 看待翻译过程的方法有多种，它们都告诉我们如何理解独一无二的翻译作品。其中一种就是采用精湛的语言修辞。例如，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最近出版的著作《耗子还是老鼠？翻译作为协商》(Mouse or rat？Translation as Negotiation)(2003)；西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和其他人过去曾讨论过“翻译是一种操纵”(1985)；而巴西理论家曾提出“翻译是一种食人主义”的观点。①协商、操纵、食人主义，这三种截然不同的修辞试图解释我们所知道的翻译活动。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的隐喻模式。 最近，我参与介绍了另一种方法：翻译作为调适(translation as accommodation)。2013年，我与艾米丽·莱戈(Emily Lygo)合作，共同编辑了一本关于俄罗斯文学翻译的论文集，我们称之为“调适的艺术”。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所述，这一标题背后的基本假设是：“文学翻译是一个要求宿主文化适应新文本的过程。”(2013.2)调适的修辞试图将“适应”和“接受”这两个概念融为一体，并试图将这双重焦点放在研究文本进入一个全新的语言领域时发生的变化以及吸纳这些文本的文化所经历的改变。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被视为具有前史的文化事件，它能推动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变革。这种翻译的修辞也试图摆脱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普遍存在的区别——这武断的二分法正充当着束缚创新思维的紧箍咒。关于这两个术语，人们会注意到翻译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学者非常轻易地滑入了缩略词ST和TT的陷阱之中，②而没有对这种缩写做出必要的解释。当我们反省“源”(source)和“目标”(target)这两个词时，会发现它们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二元体。“目标”是军事的、加工制造的，而“源”则是水状的、自然的。“源”和“目标”之间的对立则进一步强化了两种独立实体的观念——一个是源实体，另一个为次实体，而并没有将翻译想象成连接文化的弧桥，一种如彩虹般的誓约。 在《调适的艺术》中，我们探寻了翻译研究中“源”的意义和重要性。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所说(2013，7)： 将翻译视作发生在文本和文化上的事件，将译者视作精通文本调适的代理人，就是设想一个从起源到新文化的运动轨迹，就是要凝视着文学作品从源头向外推进直至抵达目标文化之中。 这条轨迹对于任何参与翻译研究的人来说都很熟悉。然而，我们接着指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重力牵引”的影响下，“翻译通常也是对不同源头的回归”。(同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与接受美学中所谓的“期待视野”密切相关。③翻译具有回流的性质，也就是说，回流以补充国内的语言源泉，同时以外语的方式开始向外的表现过程。 二、中国诗歌的当代历史：王家新作为诗人译者 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一直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据说当在评论自己阅读翻译书籍的偏好时，他曾提到“大都会的英语演讲就像天底下各地的支流同时汇入海洋”。④(1911，360)这让他头脑中有一种水的源头感。爱默生在19世纪上半叶写下了这些话，当时英语刚开始享有盛誉。20世纪承继了美国作家母语主导地位的遗产，因而英语成为全球性语言，但我们的新千年正见证着另一种语言在政治和商业世界的崛起，因为中国已将目光投向了海外。同时，在文学研究更为有限的领域内，“世界文学”的概念再次得到了重视，即使它的实践者们并不总是同意这门学科的确切范围。 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处于共生关系之中，爱默生在他论书籍的文章中自信地说：“我毫不犹豫地阅读所有的好书，所有的翻译书籍。任何书中真正最棒的东西都是可译的——任何真正的洞见或广泛的人类情感。”(同上，359)那么，翻译充当了一个渠道，通过它我们可以学习(获得)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的情感。同样地，其他国家和文化在翻译我们的思想时，也会领会到我们所信仰的事物，并珍视它们。因此，相互理解的能力日益增强，而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东西民谣》的副歌——“东是东，西是西，东西永远不相逢”——也被证明不再适用。 王家新⑤是中国当代诗歌的主要领军人物之一，出生于1957年的他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翻译家——最著名的是对保罗·策兰的翻译，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文学教授。此前，他曾在西方生活过两年，从1992年到1994年作为访问学者生活在伦敦。一个在理论的指导下从事诗学工作的诗人翻译家值得我们关注。在传统与创新的相遇以及东方与西方的相遇中理解他的作品，会为“调适的艺术”提供极具启发性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