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10.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9)-03-0022-15 1924年底，鲁迅在《论照相之类》中首次提到高尔基的名字。由照片上得来的直观印象，他称“戈尔基又简直像一个流氓”①。几个月后，鲁迅在小说《高老夫子》中，又借用“高尔础”的名字讽刺了当时译界的时风。②据姚锡佩研究，鲁迅留日时期的藏书中就有不少高尔基的著作，③由此可知鲁迅当时已经对俄国大文豪高尔基有了一定的了解。1926年，鲁迅为董秋芳的译文集《争自由的波浪及其他》写了引文，这时他对高尔基的作品已有了较大的兴趣。及至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开始后，鲁迅对高尔基及其在中国的译介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鲁迅对待高尔基的态度之转变，从早年的只字不提，到1930年代热情的逐渐高涨，这其中隐藏着鲁迅思想的细微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于高尔基的信息，又与托尔斯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透过高尔基这个视点，鲁迅晚年与托尔斯泰展开了持续性对话。 1926年11月14日夜，鲁迅为董秋芳译的《争自由的波浪及其他》作了引文，题名为《〈争自由的波浪〉小引》。④这个译本是董秋芳从英译本转译，英文译者为威廉哈佛，正标题为“争自由的波浪及其他”，副标题为“俄国专制时代的七种悲剧文字”。内收《争自由的波浪》《人的生命》《戈理基)、大心》(但兼珂)、《尼古拉之棍》(讬尔斯多)四篇小说，还有托尔斯泰的《致瑞典和平会的一封信》，以及未署名的两篇散文《在教堂里》《索斐亚·卑罗夫斯凯亚的生命的片段》。1926年10月29日，鲁迅致信陶元庆，恳请他为董秋芳的译本作一点装饰，⑤这是鲁迅在信尾着重提出的。 值得注意的是，《争自由的波浪及其他》收录了高尔基、托尔斯泰各自的两篇文字，其所呈现出来的精神走向有着显著的差异性。高尔基的寓言体小说《争自由的波浪》以隐喻的方式展现了“石壁”与“波浪”之间的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鲜明地点出了“波浪”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合理性。“他(石壁)违反了公道及人道、常律，犯了不可计数的罪恶，是必须清偿的；烈士们，为自由而受苦和杀身的烈士们，他们的仇是非报不可的，只有他及帮他执行杀戮的凶人之覆灭，方足以消除百世的积恨。正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⑥高尔基认为，对于那些违反人道的压迫者，被压迫者翻身之后，势必会以同样的方式施与当初的压迫者，宣泄心中积累的怨恨。理想的人类和解，在人类历史上并没有出现。深究起来，在人类文明史中，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反抗”不断地产生，其间，杂有的血腥与暴力是不忍直视的，而且也是一切人道主义者所极力避免，却又无从避免的。但不能忽视的正是这种出于人道的“反抗”最终又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对于“恶”的产生及其杜绝也产生了新的抑制机制。高尔基的另一篇寓言体小说《人的生命》极力鼓舞人成为自己生命的主宰者，而不是命运的顺从者。这两篇小说给人以力量感，回荡着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强音。 与此不同的是，收录在文集中的托尔斯泰的两篇文字却有不同的精神风貌。《尼古拉之棍》由对话者与一个九十五岁的老兵的谈话开始，老兵曾在俄皇尼古拉的治下当过差。这个“与死为邻”的老人讲述了他在执行刑罚时杖杀人的故事，“他讲述这些恐怖的事，没有一点感动；仿佛不过是一个日常的屠杀或剥一张动物皮的问题”⑦。对话者在引导老兵讲述这些悲惨故事时，试图唤起老人的悔恨，但老人却不为所动。在老兵看来，他所执行的刑罚是经过审讯之后，依法进行的，自己不过是执法者，并不承担罪责。连同他在战争中的烧杀抢掠，老兵也认定自己只是命令的执行者，为皇上，为祖国，而且是一种可贵的荣耀。令老兵忏悔的只是在这一切行为中属于他个人行为的部分，或者是超出刑罚标准的部分，而且他认为这部分的罪恶通过忏悔是可以赎罪的。这里，托尔斯泰插入了大段议论，寻找“上帝”的位置。 我们善心纯厚的彻底信仰救主的俄国人，偶然说一句轻薄话，还要追悔不及，一生不忘施舍的人——正是这些人，将他们大部分的生命，用来残杀他们的同胞，他们不但不追悔，还看作无上的功绩，还说是像光线和事物一样的有用与必要！⑧ 与高尔基讴歌争取自由的反抗不同，托尔斯泰将批判的锋芒更多的是指向人类自身罪恶，“忏悔”成为托尔斯泰面对现实之恶开出的药方，他将上帝的律令作为人类应切实遵从的准则，“上帝命令我服从一切人类的法令，但他并没有包含这样的意义，说我们要迫害，禁锢，拷打及杀戮我们的同类”⑨。在托尔斯泰那里，任何暴力行为都是罪恶的，以暴力反抗暴力仍是罪恶。托尔斯泰所倡导的“勿以暴力抗恶”来源于其内心强大的宗教力量，试图凭借个人的道德完善、忏悔走向现世的和解，按照上帝规定的那样生活。另外一篇文字《托尔斯泰致瑞典和平会的一封信》延续了他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只有各个人，继续坚持拒绝当兵，才能使人民免去战争——以及我对于你们的意见不表赞同的：主张永久大和平的人，当他们只信赖和平会议与国际同盟的时候，是决不会达到他们那崇高的目的的。”⑩ 据董秋芳回忆，这本译文集原名为《大心》，取“心胸宏大”的意思，并非《争自由的波浪及其他》，后来经鲁迅的同意后改为现用名。对此，董秋芳有所解释。“但译文出版时，国民革命军正准备北伐，工人农民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中国革命正处在新的高潮中。鲁迅先生在编订时就同意以高尔基的小说《争自由的波浪》作为这本集子的书名。”(11)书名是一本书的点睛之处，作者的思想大体能由书名予以管窥。细细思来，这本译文集的易名也暗含着编者思想倾向的变迁。原定译文集选用但兼珂的小说《大心》为集名。小说《大心》塑造了一个圣母般的女主人公战地看护妇佛雪里，即便是她的人生遭遇了莫大的苦难，却依然对人类充满爱意，仁慈地对待世界，全乎是托尔斯泰主义的直接表达。董秋芳将译文集的点睛之名经鲁迅同意后更换为高尔基的《争自由的波浪》，而非具有浓重托尔斯泰色彩的《大心》，其中也折射着鲁迅此时的思考。显然，鲁迅此时对高尔基小说中显现的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强音是欣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