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9)03-0001-08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作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发动并主导了这场开启历史新纪元的新文化运动，而时为青年学生的傅斯年、罗家伦、闻一多、朱自清等人则在对于“五四运动”不同程度的参与中接受了最初的政治启蒙，他们即是所谓的“后五四一代”①。本文以闻一多为考察对象，通过梳理其思想与文学道路的发展历程，追问这位“后五四一代”的代表人物究竟如何承传了“五四”的精神传统。 一、启蒙：文艺与爱国 1919年5月4日晚，清华学子通过从北平城内返校的同学得知当天学生运动的情况，闻一多听闻消息后连夜抄写《满江红》，张贴于学校食堂里，表达激愤之情和爱国的决心。次日，闻一多即参与学生运动，以《清华学报》中文编辑和“新剧社”副社长身份与会商讨相关事宜。6月4日，闻一多任清华学生代表团临时书记，率领一百六十余名同学进城演讲。从他的家书中就可以看到其浓烈的爱国情感：“国家至此地步，神人交怨，有强权，无公理，全国瞢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②，面对“国势衰颓，国人视若无睹”的局势，闻一多甘愿“取冒不韪，起而抗之”。据梁实秋回忆，闻一多当时“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标语，做的是文书的工作”③，不善言谈的他走上街头演讲，每每“满脸涨得通红”。在后续工作中，闻一多有意识地将爱国情感落实为切实可行的政治实践，成立“⊥社”，组织同学讨论时事，涉及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问题；尝试与同学办校工夜校；为附近村民们设立图书馆、筹集小款为货郎提供贷款。可以说，“五四运动”对于闻一多而言，具有政治启蒙的意义。虽然他之前曾作为进步学生参加学生活动，如排演时事剧、参加辩论社等，但有意识地将理性认知转化为切实的政治实践则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关于闻一多的思想及精神轨迹，已有《闻一多：从国家主义到民主主义—— 一个真正爱国者的思想轨迹》④《再论闻一多的“文化国家主义”》⑤《闻一多的两次转向》⑥等文章做出了全面论述，本文不予赘述。这里只撷取闻一多文学道路上的几个重要阶段，探究“五四运动”对于他的思想与文学的深刻影响。 在清华求学的十年间，闻一多与《清华周刊》关系密切⑦。作为早年清华学生自治的重要阵地，《清华周刊》不仅参与校内事务，更呼应了当时社会上的文化和政治事件。1917年初，胡适和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4月《清华周刊》即发表回应文章，称：“吾国文学，若经史子等，悉为我国文明之所寄。白话之文果盛行，则不出百年，将无能读古书矣。今日持抑文就语说者，实无异自毁国粹自灭固有之文明。”⑧此文认为白话文戕害民族文化，公开表明反对态度，由此掀起清华园内的文白论争。持不同意见的双方以《清华周刊》为阵地相互辩驳，“五四运动”前夕论争几近“白热化”。1919年3月27日，罗隆基、李榦、杨荫溥三人化名在《清华周刊》第164期发表了一组措辞激烈的文章，攻击白话文学研究会，反对白话文学，认为“习文言文学者乃为古人作奴隶，然则习白话文学者宁非为今人作奴隶耶”，“凡能话者，今日文学家矣。说书算命诸先生，不且文章起一代之衰耶？”⑨杨荫溥以“石湖”为化名发表小说《否否》，模仿林纾讽刺文学革命。这一系列文章言辞之间多有贬损之意，超出学理讨论范围，瞬间激起笔战。白话文学会再三要求编辑部公开三人的真姓名⑩，《清华周刊》貌似公允地刊登了双方复函，但仍偏重反对意见一方，5月3日发行的第168期上依旧表示：“盲从他人为他人所化，此于国本关系颇巨。”(11) 如果照此趋势，文白之争难免以反对方掌握话语权而偃旗息鼓，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五四”之后几天，在5月8日发行的第169期上，罗隆基突然改弦更张，在《校闻》中声明“本刊现已决定以记载校闻鼓吹平民主义为宗旨，投稿诸君，对于平民主义之著作，无论白话文言，一概欢迎。以后无味虚空之文章，恕不登载。”(12)《清华周刊》从此将表现“平民主义”定为选文标准，不再以文言白话为评判依据。而且原来反对白话文的其他几个人也都在此时转变了立场，不再排斥白话文，改为主张文言白话并行。《清华周刊》做出“极力改良”的姿态，表示“中文各期内文言白话通用以资发展新思想”(13)。 从反对到配合，清华学派对于白话文的态度转变显然与“五四运动”的爆发直接相关。对此，闻一多在日记中也曾约略涉及。他在1919年3月的《清华学报》编辑部会议上曾表示“某先生提倡用白话文学，诸编辑率先附和之，无可如何也”(14)，表现出对文言的惋惜和对提倡白话的无奈。经过四天的琢磨，闻一多虽然表示了保持中立的态度，称“学报用白话文，颇望成功。余不愿随流俗以来讥毁”(15)，但他本人并没有加入白话文学创作潮流。直至1919年11月，闻一多发表了他的第一批白话新诗《雨夜》《月亮和人》，以及白话论文《建设的美术》，开始了他的白话文学创作。 可以说，“五四运动”确实对于清华学派以及闻一多本人的思想与文学道路都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文言与白话不仅是语言的差异，更体现着现代与传统的不同思维方式。陈独秀、胡适提出“文学革命”时，背后隐有更大的文化和政治抱负，试图将中国纳入世界现代进程。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深受欧美开放自由风气的影响，清华学派对于新文化的接触也早于国内其他学校，闻一多在入校后就开始接触新文化，翻译《波兰千年进化史》宣传维新思想，排演政治时事新剧。可见，在文白之争的问题上，他们所犹疑的并非新文化的接受，而是过度欧化倾向可能给中国文化带来的不良影响。是“五四运动”的强大冲击力直接导致了清华学派对于白话文学的接受，透过语言和文学的层面，能看到论争背后的价值选择和思想角力。论争中的关键人物罗隆基与闻一多不仅同班，还一同在《清华周刊》任编辑。在“五四运动”中闻一多崭露头角，虽踌躇满志，“却不是公开的领袖”，而罗隆基“思想敏捷，辩才无碍，而且善于纵横捭阖”(16)，极富领袖气质，后来成为著名的民主人士。“五四运动”的爱国热情令闻一多、罗隆基们从白话文的对立面转变为支持方，后来与胡适过从甚密，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不难看出“五四”大潮对初临启蒙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巨大影响力。正是在“五四运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新思潮、新文化乃至新文学相互借力，从而形成席卷之势，让更多原本在思想上犹疑感性的青年加入主潮，成为“五四”后的新生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