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家石一枫可谓近年来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他,在不长的时间里陆续发表《地球之眼》、《世间已无陈金芳》、《特别能战斗》、《营救麦克黄》等中篇作品,以及《心灵外史》和《借命而生》两部长篇小说。其中《世间已无陈金芳》夺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可以看到,相对于作者早期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恋恋北京》、《红旗下的果儿》等小说,石一枫近年来的创作有着极为明显的变化,诸多地方都透露着沉稳中的笃定和抱负。这种“率性而为”之后的“文学自觉”不禁令人侧目,而其中至为关键之处在于,他作品中引人注目的不再仅仅是自王朔以降的鲜明语言风格,那种简朴的俏皮和明亮的快意还在,但已不是小说的重点。这也就像孟繁华指出的,“在他狂欢的语言世界里,那弥漫四方灿烂逼人的调侃,只是玩笑而已,只是‘八旗后裔’的磨嘴皮抖机灵,并无微言大义。”①确实如此,越来越多的评论者都注意到石一枫那张“不正经的嘴”,但更为重要的显然是隐藏在此之后的“太过正经的心”,②这或许就是“鲁奖”授奖辞所说的“敏锐的现实主义品格”,亦如作者自己所言,“把个人叙述的风格与作家的社会责任统一起来”,③进而“在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性格和命运中,浓缩社会生活的特定形态,展现着人的道德困境和精神坚守”。这一点在年轻作者那里尤其难能可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创作被视为“当下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方向”。 纵观石一枫的小说,他确实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始终对勘探时代怀有巨大热情的作家。这就像评论者所说的,“当代生活就是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④然而他的这种对于时代的勘探,又并非是以纯文学的僵硬方式来完成的。相反,石一枫的小说往往具有通俗故事的外观,他总是力图通过阅读吸引力的诱惑,将目标人群牢牢捕获,进而在故事之中寄予更为宏大的叙事抱负。《地球之眼》便是以“寓雅于俗”的方式,塑造了安小男这个道德理想主义者的形象,进而在“道德领域”思考社会和个人所遭遇的精神难题。《世间已无陈金芳》亦是如此,这部获得普遍好评的小说,被视为一部“难得的社会问题小说”,作品所讨论的正是社会和一代青年遭遇的精神难题与道德危机。《借命而生》显然也具有这种雅俗共赏的特质,这部发表于《十月》2017年第6期的长篇小说,被誉为中国版的“肖申克的救赎”,或华语世界的“基度山恩仇记”。在这部小说中,小人物与大时代的辩证,构成了他的基本方法。在“小人物”泛滥成灾的今天,如何通过“小人物”的故事来演绎“大情怀”,进而捕捉“大时代”的蛛丝马迹,这是石一枫执着思考的问题。如他本人所说的,“我能写的基本上还是一些身边眼前的普通人,然而这些普通人却把自己的日子过成了史诗。”⑤在《借命而生》中,许文革是个不起眼的小人物,一个落魄的逃犯,他与杜湘东,一个同样游走边缘的狱警,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中,让彼此的故事具有了史诗的意味。⑥然而这里的“史诗性”特征并不是最重要的,小说更加值得讨论的是,故事里的人物所展现的情感与伦理,以及这一情感所寄予的文化政治意涵。 一、小说的现实投影 据石一枫所言,《借命而生》的故事其实来自对一则新闻的演绎,这涉及对国家新近刑法修正的现实呈现,小说的主体情节正是来自这个地方。如他所言,“写作的最初动机其实来源于一个法律常识:咱们国家的刑法是经历过修订的,如果犯人在旧法时期犯了事儿却在新法颁布以后才被抓住,那么量刑标准原则上也要从新不从旧,而且往往是从轻不从重。”⑦于是,一项政策的变化构成了小说创意的最初来源,这也是小说主人公许文革故事的法理依据。如小说所呈现的,经过漫长的逃亡,许文革用很小的代价“洗白”了自己的逃犯污点,这固然是法制的进步,即所谓新刑法不追究旧案件,但却与越狱未遂的姚斌彬被迅速处决的情节形成鲜明对照,现实的荒诞性便突出地呈现了出来。 单就小说故事而言,《借命而生》的传奇性是显而易见的,其情节可谓跌宕起伏,悬念丛生。小说贯穿着一桩早年的盗窃案,罪犯长期潜逃,刑警则不懈追捕,“越狱”与“追凶”成了悬疑剧的最大看点。看得出来,小说似乎深受当下流行文化的影响,作者也明显对于小说的影视改编有着刻意的期待,但这些也都无可厚非,尤其是在纯文学日益通俗化的今天,一切都显得理所应当,反而能够看出作者对故事的经营,以及由此彰显的纯文学的丰富性。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传奇故事对于巧合的依赖,在石一枫的这部小说中也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服刑犯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越狱潜逃,一路追赶的狱警不仅没有开枪,反而被逃犯夺走了枪支,而更加令人称奇的是,手握枪支的逃犯又被毫发无伤地抓了回来。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主人公,那位落魄的狱警抱着必死的决心想做个英雄时,无能的逃犯又恶作剧般地缴械投降了。再比如,当追捕者长久地追击另一个越狱者,终于发现了一丝线索之时,一场矿难竟不偏不倚地发生了,不仅如此,小说还让嫌犯在这场矿难中成为见义勇为的英雄。所有这些,都让人对小说的可信度产生深切的怀疑。 然而怀疑归怀疑,读完整个小说,我们大概也能对这种简单和直观产生一定的认同。这也难怪,在有限的叙事篇幅里,小说情节需要迅速推进,任何无谓的跌宕与波折都是对效率的干扰,而故事的转折也明显需要更加强悍和明快的节奏,因而戏剧化到略感生硬,直至“狗血”的状况,想必也会时有发生。尽管这样看来,小说的说服力会大打折扣,但总体上也很难说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借命而生》其实并没有将关切的重心落脚在准确绵密而逻辑周延的叙事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一方面渗透进四周缠绕的人们的生活,成为他们的命运底色和人性驱动;而另一方面,社会变迁和前行的踪迹也在其中清晰可辨。因此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借命而生》是经由一种通俗的故事外观,试图在写意的层面,去投射作者孜孜以求的意义世界。这种意义的呈现不仅仅在于小说所展现的时代变迁,以及重新对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捕捉与强调,而在于人物的行动于不经意间透露的“情感政治”内涵,以及这一内涵展现的不同寻常的叙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