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蒙视野里，先锋小说作家中的余华启蒙意识最强，其启蒙叙事坚持的时间也最长。余华的小说不仅是启蒙叙事的，而且标志着先锋小说在启蒙叙事上的转型，即“放弃民族国家式的宏伟叙事，转而从讲述个体的生命故事出发，在生存论的维度重审历史理性，进而接续启蒙主义的文学传统。”对余华小说的启蒙叙事的这种特点及意义，叶立文有精到的分析，他指出：“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启蒙叙事主要指向的是对遮蔽启蒙自身的历史理性的颠覆。这种历史理性以历史规律为名书写了一部压制个体生命感觉、规范个体伦理自由的主流历史，在这一传统历史叙事中，个体生命的世俗价值取向和伦理处境都不是个体依据自身生命体验的自我决断，而是一种先验历史理性的存在规定。因此，正视个体的生命体验及伦理处境，便成为余华小说颠覆历史理性，重构历史叙事的基本方法。而这种植根于个体生命故事的启蒙叙事，虽然是对个体存在问题的书写，其中却仍然隐含着五四启蒙文学批判国民性的基本主题。”①这些特点，在余华的《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四月三日事件》《古典爱情》等作品里都有体现。余华小说的启蒙叙事一直持续到新世纪，昌切就启蒙叙事对《兄弟》(上)与东西的《后悔录》的做过比较分析，认为它“以身体经验为中心书写‘文革’记忆，所承续的依然是‘五四’以来启蒙叙事的文学传统。”②也印证了叶立文关于先锋作家重拾启蒙薪火的判断。 余华小说的启蒙叙事，体现在对历史伤痛的持续书写，这是他作为中国的先锋作家对小说要以历史记忆为血肉的自觉。他说：“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是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③在当代中国，如果要重开启蒙，它的最大敌人是对历史的无意的或是故意的遗忘。余华的写作，就是顽强地抵抗遗忘。不同于马原的叙事圈套，也不同于格非的叙事迷宫，余华的小说并没有在小说的形式上玩儿太多的花样，而是以小说里构成中国人历史生活场景的血腥与暴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说，确立余华先锋作家地位的，是他所营造的暴力美学。中篇小说《一九八六年》是余华书写历史暴力的巅峰之作。 余华小说中的暴力是与历史连在一起的，这个历史很悠久，但它能够给余华以暴力印象，是它直接作用于后者的感官的结果。这一作用的过程发生于“文革”时期。余华的儿时记忆，是烙在他内心深处的“文革”经验，既有公共经验，也有私人经验。“文化大革命”这场非理性的政治运动带来人性恶的大爆发，年幼的余华只是个目击者，但是，正因为年幼，世界给予的最初印象最不易改变，它会沉淀为一种心灵的底色长久地影响着人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即使发生的灾难与己无关，但暴力摧残同类所引起的内心恐惧，也会在心上结成无法愈合的疤痕。这种恐怖的记忆不消除，严重的会引起精神分裂症。没有这样的精神体验，很难想象《一九八六年》的历史创痛能得到令人惊悚的展现。《一九八六年》以超现实的想象，揭示了历史暴力摧毁人类正常生活的可怖情景及严重程度。小说写的是一个历史教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从家中带走而失踪，等到“文革”结束他再次出现在镇上，已变成一个疯子，最后死于自己对自己所施行的刑罚的过程。这个历史老师在大学学习历史专业时就窥透了历史的暴力本质，这种暴力是以对人的身体施行残忍的刑罚来体现的。刑罚是法与恶的较量，也是权力意志与生命本能的博弈，不论出于何种理由和目的，刑罚总是与人性恶相伴生并最终成为恶的化身与象征，引申开去，暴力也就是历史的化身。历史依靠暴力取得它的合法性。而历史暴力的对象是人，所以人与历史暴力的关系是，人既是历史暴力的受动者，又是历史暴力的施动者。这正是历史暴力既让人恐惧而又让人着迷的地方。这位历史老师在大学学习时，热衷于刑罚，记下了中国刑罚史、刑罚类型及其施行方法的提纲，准备离开学校后专门去研究刑罚，说明历史对试图把握历史的人具有双重效果。后来是因为恋爱了，拥有了正常人的生活他才放弃了研究。但不研究并不意味着历史暴力已经消失，不意味着历史暴力不会找上门来。“文化大革命”诱发了人性恶，历史暴力爆发式发生，这位对历史的暴力性质比常人有更多的了解，因而对暴力心存恐惧的“历史教师”终于成了历史暴力的牺牲品。 对于在历史中发明的刑罚所知更多的历史教师，对暴力的恐惧甚于一般人。他之所以变成疯子，就是因为“文革”爆发让他目睹了暴力带来死亡而被吓疯的。暴力与正常的生活，与美、与幸福是不相容的，它只会破坏和毁掉生活，美与幸福。历史教师是个循规蹈矩的人，他拥有美和幸福的生活。他的妻子是以梳着两根辫子，辫梢处还用红绸结了两个蝴蝶结的形象进入他的生活并永远定格的。他们有了女儿，有了宁静而温馨的生活。可是“文革”动乱来了，暴力和死亡在他的眼前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他看到街上整天下起了大雪，那大雪只下在街上。他看到在街上走着的人都弯腰捡起了雪片，然后读了起来。他看到一个人躺在街旁邮筒前，已经死了。流出来的血是新鲜的，血还没有凝固。一张传单正从上面飘了下来，盖住了这人半张脸。那些戴着各种高帽子挂着各种牌牌游街的人，从这里走了过去。他们朝那死人看了一眼，他们没有惊讶之色，他们的目光平静如水。仿佛他们是在早晨起床后从镜子中看到自己一样无动于衷。在他们中间，他开始看到一些同事的脸了。他想也许就要轮到他了。”④政治运动掀起，革命传单雪片般漫天飞，红卫兵打人斗人，本来历史教师并不是首当其冲的，“那些戴着各种高帽子挂着各种牌牌游街的人”还不是他，但他感到自己在劫难逃，他已经被恐惧吓倒。恐惧来自政治运动的暴力已致人死亡，而那些已经成为斗争对象的人在暴力和死亡面前一概麻木，好像准备随时接受灭顶之灾。这种结局离他不远，而他更害怕的是他心中的美、他拥有的温馨生活被毁。“三个多月前，他就不让妻子外出了。妻子听了他的话，便没再出去过。他也很少外出。他外出时总在街上看到几个胸前挂着扫帚、马桶盖，剃着阴阳头的女人。他总害怕妻子美丽的辫子被毁掉，害怕那两只迷人的红蝴蝶被毁掉。所以他不让妻子外出。”但是，暴力还是打碎了他一家人的温馨而宁静的生活：在一个晚上，他正在洗脚的时候，红卫兵冲进了他的家，搜出了他那张他自己已经忘掉的记有刑罚研究提纲的纸——这张纸成了无法做出解释的罪证，他因此而被红卫兵抓了起来，赤脚穿着拖鞋，在妻子的惊恐和女儿的哭声中被带到刮着西北风的街上，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家。在他杳无音信失踪7年之后，他的妻子带着女儿改嫁他人。待到他面目全非成了个疯子、重返故乡时，再也没有人认识他。他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但她压根不会知道这个被人围观的疯子才是她的生身父亲。这莫大的人间悲剧只不过是暴力化历史的一个小小的注脚。 小说以“一九八六年”为题，“一九八六年”是个历史时间，距“文革”发生20周年，距“文革”结束10周年。“文革”暴力已经成为历史，镇上的人们正沉浸于安宁的世俗生活，“十多年前那场浩劫如今已成了过眼烟云，那些留在墙上的标语被一次次粉刷彻底掩盖了。他们走在街上时再也看不到过去，他们只看到现在。”它意味着历史灾难已经被人们遗忘。就在这样的现实里，历史教师回来了。历史教师这个历史灾难的遗留物，作为历史暴力的替身在镇上出现了。可是历史教师是以疯癫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在正常的环境里他被普遍地视为不正常的异类，他的自残行为当然也被看作不正常而又极大地满足着人们的好奇心。历史教师是由历史暴力致疯的。那个晚上他被带到学校的办公室，一个人被关在那里写交代材料，在漆黑的夜里回头看窗外时，被吊在树上的僵尸吓疯了而不由自主地逃离，不知所终。多少在运动之初被抓走而失踪的人后来都找到了尸体，唯独他因为被吓疯而逃走才保住了肉身，只是时过境迁后，他是一副完全变形，连至亲的人擦身而过都无法识得的肉身。历史教师——疯子，是历史暴力的受害者，其谵妄的意识里也就只有暴力，暴力的受害者与暴力同在。历史暴力的直接形式是刑罚，而刑罚的真正指向是潜在的违禁者，它的功能是制造精神的恐惧以使总体权力意志和社会的现存秩序得到维护。历史教师的个人生活被暴力打碎后，他的精神就完全被刑罚——历史暴力所控制，历史暴力也就通过他肉身化。在被暴力绑架之后，他就从一个刑罚的研究者变成了刑罚的施行者和接受者。施行与接受的二位一体，才真正体现了历史的暴力本性。“文革”暴力是历史本性的一次发作，历史教师不幸成为受害者，那么他的疯癫类型也就是受虐狂。所以回到镇上，他能做的就是在想象中对众人施刑，更在现实中对自己的身体依次施行超出肉身承受限度的“五刑”，直至彻底毁灭自我生命。疯子的行为完全是非理性的，但是作品对疯子的自残行为的叙事却是特定历史场景中对理性精神的极大弘扬。历史教师虽然疯癫，但疯癫之后的历史教师才真正承担了教师的职责，他的身体行为已经是历史的语言，它在用血淋淋的身体残害一声声呼唤和教导世人认清暴力的危害，警惕它的发作。历史本身才是最好的老师。因此，不是这个历史教师，而是历史这个教师，在向公众启蒙。疯子是作为历史的人格肉身来充当启蒙者的。与鲁迅笔下的狂人发现了历史的吃人本质相似，余华笔下的疯子发现了历史的暴力本性，在多数人容易健忘和麻木的环境里，理性都以非理性的形式来承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