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定意义上讲，迟子建的小说，就是一部百年东北史。 只是这部文学的百年“东北史”，充满了个性、灵性、智性以及多重的可能性。三十余年以来，她写作出绵绵五六百万言的小说、散文等叙事性作品，字里行间，深入历史与现实，重绘时间与空间地图，再现世俗人生，柔肠百结。她描摹群山之巅、白雪乌鸦，钩沉沧桑巨变，测试冷硬荒寒。那沉实的叙述，细部的修辞，可谓抽丝剥茧，探幽入微，白山黑水，波澜万状。其中，有旷世变局，有乾坤扭转；有道义，有情怀，有格局，有“江湖”；有生命之经纬，有命运之沉浮。我感到，从迟子建的笔端流淌出来的，其实更像是一部刻满万丈豪情、洒脱无羁的情感史、精神史、文化史。这些“东北故事”“东北经验”以独特的结构和存在方式，无限地延展着文本自身持久的美学张力，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忽视的独特存在。面对迟子建的文学写作及其充满个性化的“乡愁”、情愫，我更愿谓之“文学东北”。其实，迟子建的小说，于我这样一个同样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佬”而言，从题材和地域的层面看，并无太多异质性的感性经验和“陌生化”现实语境令我惊异，但其对大历史的书写和小人物悲欢的演绎，早已超越了个人经验的告白和情感诉求，蕴含其间的万千情愫，常常让我感慨，反思，沉浸，心有戚戚焉。在迟子建的文本里，百年东北的历史，就仿佛一部流淌的文化变迁史。在这里，这种“文化”的蕴藉，承载着这幅文学版图之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伦理和民俗，它呈现着东北的天地万物、人间秩序、道德场域还有人性的褶皱、生命的肌理，让我们看到“大历史”如何进入一个作家的内心，构成宏阔历史的深度。而历史、现实和时代，人性、人与自然，在迟子建的文学想象和叙事中，呈现出东北叙事的雄浑和开阔。我更愿意将其置于一个精神价值系统，从感性的体悟到理性的沉思，考量、揣度迟子建小说渗透和辐射给我们的灵魂气息。 仿佛冥冥之中的一种机缘或宿命般的默契，就在我动笔写这篇迟子建长篇小说论的时候，我读到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一文。王德威教授从一个新的思考和研究视域，对东北地域文化、东北文学及其相关问题做出了拓展性分析和阐释，他对迟子建的评价可谓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其思考已经越出文学本身的边界，体现出开阔的思考、研究理路和格局。这样，我的这篇小文就与王德威教授的宏文，在讨论迟子建创作及文本的“东北性”方面，形成了文学维度上的“互文性”。 当代中国作家对东北跨族群文化的描摹也不乏有心人。迟子建第一本作品《北极村的童话》(1986)描写一位白俄老妇与当地汉人居民的互动；于是在萧红式“家族以外的人”有了“民族以外的人”。同样的关怀显现在《晚安玫瑰》(2013)，处理犹太难民在当代哈尔滨凋零殆尽的话题。是在《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里，迟子建真正展开她跨界叙事的眼光。小说描写中俄边界额尔古纳河右岸一支鄂温克人的命运。他们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逐驯鹿迁徙而来，信奉萨满，乐天知命。但在酷寒、瘟疫、日寇、“文革”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他们倍遭考验，注定式微。迟子建以一位年届九旬的女酋长眼光，见证鄂温克人最后挣扎。额尔古纳河自1689年尼布楚条约后一直是中俄边界，但迟子建所思考的不仅是大历史所划定的边界，也不仅是一个少数族裔或文化的终末，而更是从东北视角对内与外、华与夷、我者与他者不断变迁的反省。 也出于类似反思，1940年代萧红写下《生死场》，1960年代聂绀弩写下《北荒草》，21世纪迟子建写下《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这些文学暴露东北作为群体或个体所经历的挫折与困惑，而有了鲁迅所谓“自在暗中，看一切暗”的警醒与自觉。东北故事不再追求表象的五光十色，而致力发现潜藏的现实暗流，错过的历史机遇，还有更重要的，“豹变虎跃”的关键时刻。① 王德威的文章，将迟子建的创作置于“家族”“国族”“民族”的场域之中，考量迟子建写作“跨界叙事的眼光”，“从东北视角对内与外、华与夷、我者与他者不断变迁的反省”，评判迟子建的“文学东北”所承载的历史力量、地域经验和现代性诉求，打开了一个充分而饱满、深邃而旷达的文化及审美思辨空间。无疑，我们会想到迟子建“东北故事”的文字背后，蕴藉着广阔、复杂、变动不羁的大历史积淀和沧桑。迟子建三十余年六七百万字作品的体量，其中极强的所谓“地域性”“关东气息”和认知世界的图式，是如何凝聚、溶解在东北的性情、性格气质、精神心理的空间的？一部东北的文明史，是如何通过文学叙事的方式，呈现出东北心灵史的艺术形态？这种形态，会不会就是作家洞悉大历史时的一次精神、灵魂的安妥？文字后的历史，迟子建都做出了怎样沉重的精神穿越？我们所关怀的“历史的宽度、厚度”和独有的、系统的精神哲学，在迟子建这里是否开创了没有传统的传统？我能感觉到，历史和现实本身，已经无法制约迟子建文本美学力量的弥散，而它一味地推进着小说叙事活力的迸射。孙郁认为：“许多年过去了，民族的大迁徙与文化的融合，却未能在根本上改变东北人的性格。从现代以来的萧军、萧红，以至今日的马原、阿成、洪峰、迟子建等，你会觉得那些异样的文字，是除了东北人之外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作家，很少写出的。艺术的优劣可以暂且不论，但那种野性的、原生态的生命意象，我以为是对中国文化不可忽略的贡献。东北文化乃至东北文学，在这样一种粗放的线条中，呈现着东北人的历史与性格。倘若没有东北、西北、大西南等少数民族文化的存在，中华文明的画轴，将显得何等单调！”②这是作为学者和评论家的孙郁对东北的“凝视”，他深刻地意识到近代、现当代的东北人和东北作家，一直以不衰竭的力量，显示着自己的存在。他还注意到东北作家对自己故土“那份热诚而洒脱的审美态度，注意到了他们表现出的特有的东北人的品位。”“东北文学的魅力是外化在生命的冲动形态的。”③可见，从穆木天、杨晦、萧军、萧红、端木蕻良，到马原、迟子建、阿成等，他们在并没有多么雄厚的地域文化史的语境中，直面现实，感悟自然，通过叙事文本体验并呈现出人的生命自身的力量，表现人间的苦难、存在的无奈和世间的百态。他们讲述着“黑土地”的故事，始终散发着生命的迷人的气息，张扬着属于这片土地的内在气韵和律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