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善写知识分子，《应物兄》①也是如此。但这部八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不同于《儒林外史》《红楼梦》，不同于《围城》《废都》，也不同于索尔贝娄、戴维·洛奇、约翰·威廉斯、翁贝托·埃科等人的作品。这种不同，并非只是出于作家的个性差异，更在于他们处理的问题、思考的路径、叙事的方式的巨大差异。李洱面对的是此时、此地，是一群自己非常熟悉而又极其复杂的中国知识分子，还有同时代的各色人等。他试图在一种巨变的现实面前，把握住一个群体的精神肖像，进而辨识出一个时代的面影——小说看着像是由许多细小的碎片构成，拼接起来却是一幅有清晰轮廓的当代生活图像。 这样的写作，暗藏着一种写作雄心，也昭示了一种写作难度。 要写好当下中国的社会现状和精神议题，谈何容易。这些年，社会的急剧变动、人群的大规模迁徙所带来的经验的流动、思想的裂变，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有的；而这种流动着的“现在”，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新现实，也是文学所面对的新问题。中国作家长于写历史，写家族史，写有一定时间距离感的生活，而很少作家能处理好直接进入小说的此时、此地的经验。因此，必须要充分肯定敢于直面“现在”的作家。那些芜杂、丰盛的现实事象，未经时间淘洗，作家若没有良好的思想能力，找到自己的角度来梳理、择取，并出示自己面对现实的态度，便只会迷失在经验的海洋中。人的主体性的建构并非只由他所经历的事、走过的路、思想的问题所决定的，除了历史，“现在”对于一个人的自我确证同样重要。福柯说，一切哲学问题中最确定无疑的是此时此刻我们是什么的问题，“当康德在1784年问‘什么是启蒙’的时候，他真正要问的意思是，‘现在在发生什么？我们身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正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世界，这个阶段，这个时刻是什么？’”②文学是时间的艺术，它对“曾经”“现在”“将来”这三种时间形态之生活的讲述，由“现在”所统摄；文学看起来是在讲述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人与事，其实真正探索的一直是此时此刻“我是谁”以及“我是什么”的问题。 这种当代视角，或者说“现在”本体论，是当代文学重大的价值。所谓的现实感，也是由此而来。现实并非只是发生在当下的事实，它也包含着一种精神态度。好的写作，是物质与精神、经验与伦理的综合。当年胡适说自己的思想受赫胥黎和杜威的影响最大。“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③胡适的思想不以深刻见长，但他这种“顾到当前”的敏锐性和现实感，使他成了那个时代一个醒目的触角，他被很多问题所驱使，为何一个问题还未探讨清楚又转向了下一个问题，背后都藏有“顾到当前”的紧迫感。鲁迅的写作也是如此。他不写长东西，而更愿意“放笔直干”，与现实短兵相接，也是因为他选择的是活在“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的文学影响卓著，亦和那个时期作家们鲜明的现实感密切相关。文学后来的影响力日益衰微，虽然其中有文学不断逃逸到历史叙事、语言游戏中的缘故，但问题症结在于作家写作的现实感匮乏，以致无法有力地回答此时的人和生活到底处于什么状态。因此，只有重建当代文学中的“现在”本体论，才能有效保证当代写作的实感与担当精神。 《应物兄》里有一处写到，谭淳说，喝茶的人喜欢谈过去，喝酒的人喜欢谈未来，喝咖啡的人只谈现在。她喝咖啡。的确，在《应物兄》里发生的故事都是“现在”的——济州大学想引进儒学大师程济世以筹建儒学研究院，程济世来北京讲学并商定儒学研究院的名称和选址，儒学研究院筹建过程中的种种事端，这些几乎是和李洱的写作时间同步的。故事的发生与学院生活有关，学院之外的各种力量也在小说中轮番登场，主角当然是一群知识分子。如果以应物兄为参照，这群知识分子中，有他师长一辈，也有他学生一辈，前后三代人，但面临问题也许是一致的，那就是思想与生活的离合。 把“思想”的处境与情状当作小说的核心主题来写，风险很大，一不小心就会流于空洞或说教，或者撕裂思想与形象之间的亲密关系。过去的故事，都是以“事”为中心的，但李洱似乎想创造一种以“言”为中心的叙事，至少，他想把小说改造为一种杂语，把叙与论，把事情与认知融汇在一起。所以，《应物兄》里许多地方是反叙事的，叙事会不断停顿下来，插入很多知识讲述、思想分析、学术探讨。很多人为这种小说写法感到惊异，我倒觉得，这种杂语小说，更像是对日常说话的模仿。日常说话中，没有谁是专门叙事，也没有人是专门议论或抒情的，他的语体往往是混杂的——说一些事情，发一些感慨，同时夹杂着一些抒情，几种语体交替出现，说话才显得自然、驳杂、丰富。很多早期的典籍，都还原了这种日常说话的特征，比如《论语》《圣经》，是由门徒记录的孔子、耶稣的言与行，多是真实的日常说话；讲一件事情，说一个道理，记述一次出行，交织在一起的。这种杂语体本是文体分隔之前作文的基本方式，在文体严格区分之后，才有清晰的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文体的边界。但这边界是否合理、能否逾越？许多文体探索的实践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应物兄》发表之后，不少人认为这是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作品，而我以为，就文本话语方式而言，《应物兄》更像一本向一种古老说话体典籍致敬的大书。 由此，我想到了《史记》的结构。一百三十篇中，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记述帝王；“世家”记述诸侯；“表”与“书”列世系、史事，记制度发展，其实也是治国及其果效的概略；“列传”是以人为核心，权臣士卿之外，医生、侠客、奸佞、占卜等皆有。若视《史记》为重要的文学资源，光看到列传里的人物描写是不够的，光有十表八书那些体会也不够，《史记》是一个整体——从结构上说，它就像是华夏社会的国家结构，极为谨严、全面，缺一不可。后来的人谈论文学，多局限于文体、风格、美学、形象，其实只论及了很小的一点，远没有《史记》的完整和大气，根本上说，就是对作品的结构缺乏更宏阔的认识。还可以联想到《圣经》，以新约为例，也是由福音书、使徒行传、书信、启示录等多文体构成，有记事，有记言，也有预言和想象。门徒们为了把“太初”就有的“道”讲清楚，没有受限于一种文体而使其杂语并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