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9)03-0100-08 经过100年的历史，再回首，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还能被阅读、被阐释乃至被记忆。这极少数作品经过近百年历史的检验，未必就成为进入中国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即使称之为“经典”，其经典性很可能被遮蔽了许多，或者如胡塞尔所言被“错感知”①。对郭沫若《女神》的解读和研究，就是饱含这样历史教训的例证之一。 《女神》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的成果似曾相识。或许其中有少量成果属于过度借鉴式的学术违规、抄袭式的学术造假，但多数成果并不是这样。它们看起来似曾相识，缘于扎堆式、重复式的同质化研究。究其原因，以下三个问题表现得特别突出。 一、受制于作者的自述 形成《女神》研究的同质化，首先是因为多数人的解读被郭沫若的自述左右着。上世纪80年代，有两本书为郭沫若研究者手头必备，《郭沫若论创作》和《沫若诗话》。《郭沫若论创作》分为九辑：一、总论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和规律，二、论自己的创作道路，三、论诗歌创作，四、论历史剧创作，五、论小说和散文创作，六、论自传和回忆录创作，七、论美术和书法创作，八、论文学翻译，九、论其他作家与作品。②这是一部理论文献集，更像一部资料文献集。不仅第二辑论郭沫若的创作道路是史料文献，而且第三、四、五、六、八辑中都有郭沫若对其创作的自述。《沫若诗话》“选辑了郭沫若对诗歌的重要见解三百五十多条”③，加了标题按时间先后排列。难得编者下了很大功夫，给郭沫若的每一条诗话都加上详细的出处和必要的注释，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一时间，这两本书成了研究文学家郭沫若特别是诗人郭沫若最重要的资料专集，引用率极高。这两本书里有关《女神》的自述被引用得更多，也许，这些引用的研究者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被郭沫若的自述牵着鼻子走了。 许多《女神》研究者往往先看郭沫若如何谈《女神》，然后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论据，再辅以“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显得特别雄辩。这样的“研究”，并没有进行真正的论述，而是对郭沫若有关回忆的复述和阐述，所得结论不是自己研究出来的，而是郭沫若给定的。郭沫若给了多少，那些研究者就说出多少。这不像是研究者论《女神》，更像是郭沫若论《女神》。这样的研究成果，难免所得结论大同小异，至今不绝。 这种“郭沫若论《女神》”式的研究长盛不衰，应该与长期流行的文学观念有关，例如“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诗人是时代的歌者”等，虽然观念陈旧却依然顽强存在。90多年前，也就是《女神》出版不久，这些文学观念在中国刚开始出现的时候，郭沫若就接受了。他不仅越发信赖，而且积极实践这样的观念，还以自己的创作为例证广为宣传。研究者们乐得被郭沫若自述引导，看到郭沫若提供了那么多自己想要的研究“资料”，如获至宝一般。与其说是郭沫若牵着研究者的鼻子走，不如说是研究者们主动认同这种观念及其学术套路的规训，或是不自觉地被规训着。 如此受制于郭沫若自述，很难有新的学术发现，如果有也只不过是从郭沫若其他自述中“发现”的。但是，研究者们并不太关注新的“发现”，还是对某些司空见惯的郭沫若自述更有兴趣，如以下就是最常被研究者引用的一段话： 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④ 这样的自述，很像是第一手资料，又特别对研究者们的胃口。“当我接近惠特曼的《草叶集》的时候”，这句话给定了惠特曼的《草叶集》与《女神》的联系，而《草叶集》在风格上与《女神》中的一些名篇很近似，也就肯定并强化了这种联系；“正是‘五四’运动发动的那一年”，继而给定了明确、具体的时代背景；“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既给定了诗人“小我”，又给定了民族“大我”；“在这时找到了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喷火口”和“喷火的方式”虽是两个比喻，但所给定的东西也是比较明确的。“喷火口”应该是诗歌创作，“喷火的方式”应该是郭沫若的创作手法；“我在那时差不多是狂了”，给定了诗人当时的迷狂和亢奋状态，符合他自述的“火山爆发式的内在感情”“诗的创作的爆发期”等。寥寥60几个字，研究者想要的东西似乎全都有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时代背景和创作动机、“小我”和“大我”、理性和非理性。 郭沫若的自述太多，其自传多达100多万字，字数之多有可能创中国现代作家之最，其中有关《女神》的回忆文字特别多，但不同回忆文章中有些重要内容的回忆是不一致的，其中有的是不可靠的，还有一些回忆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总的来看，郭沫若关于《女神》的回忆内容有一个逐渐“清晰”的过程：其中感性的内容越来越少，理性的内容越来越多；偶然性的内容越来越少，必然性的内容越来越多；他为个人写作的因素越来越少，为社会、为民族代言式的因素越来越多。如郭沫若晚年有一封有关《天狗》的回信，就是典型的例证： 那是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写的，应该和《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等联系起来看，对于旧社会表示反抗，对于新社会表示憧憬……⑤这样的回答虽然“清晰”，却离作品很远，离文学很远。“对于旧社会表示反抗，对于新社会表示憧憬”，这是在解读《天狗》吗？是在谈诗吗？ 奇怪的是，不同水平的《女神》研究者好像都愿意选择郭沫若那些“清晰”的自述。低水平的研究者根本就不知道郭沫若还有其他的回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史料，只会引用别人的引用；水平稍高一点的知道郭沫若还有其他的回忆，但其他回忆不如这些“清晰”的论据更符合自己头脑中对《女神》的认知，所以也选择这样的引用；更高水平的研究者，不仅知道郭沫若还有其他回忆，也知道到哪里去找史料，但经过对不同史料的鉴别，还是以为这“清晰”论据更有利于他的论证，更接近问题的实质。郭沫若自述得越“清晰”，研究者引用得越多。引用材料的相对一致，又可能意味着郭沫若给定的结论相对一致。于是，一代又一代《女神》研究者跟着郭沫若“郭云亦云”，同质化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