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文学史叙述中，伤痕、反思等一系列文学潮流在显示着其接续、拓展、深化的同时，时代的创伤如影随形，贯穿其中，亦被视为文学实现“突破”的重要标识。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其中鼓舞、振奋的气息，却也不得不去面对这种叙述对一个时代的文学过于乐观甚至是简单粗暴的理解与评判。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文学作品对时代创伤的揭示往往很尖锐，暴露与批判的问题也颇为敏感，但这并没有阻碍它们的面世甚至获奖。于是，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属于80年代的某种叙事技巧或是“成功”经验，它为作家们竞相仿效，并形成了特定的叙述模式。那么，经由这些“突破”如何发生又如何被成全，便可反观80年代文学的空间及其限度，发现80年代文学史叙述的局限和一厢情愿。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一篇有幸被主流认可、也被后来的文学史接纳的作品，大多数文学史著作对它都有相当篇幅的评述。然而，这篇小说被认可的过程却很值得回味。 据当时活跃于文坛的批评家阎纲回忆，他在《文艺报》的职责之一就是发现新人新作，所以常有报刊界的同行请他介绍好的作品以便向读者推荐。他向若干报刊力荐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却都因为该作涉及“劫公仓”“抢皇粮”“讴歌抢劫犯”而未敢发表推荐的文章。后来是冯牧率先在发表于《上海文学》的《关于近年来文学的主流及其它》一文中给予了肯定，《文艺报》随后在“新作短评”以一篇千字文推荐，继而阎纲才一气写成了长文《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郑重为作者辩护。 众所周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在发表之后不久获奖，也就意味着获得了主流的认可。但是，小说获奖的过程却颇多坎坷，恰恰说明了80年代文学的生存环境，也透露出规约边界的某些弹性。 1981年初《文艺报》主持进行的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评奖中，初评小组一致推举《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然而，当时某些部门的领导人认定《文艺报》是“右派骨干掌权”，需要进行人员调整，搞得人们小心翼翼。接着是“文艺部门党员领导骨干会议”，林默涵在会上就《文艺报》发表沙叶新的《扯“淡”》提出批评，亮明了他与周扬、陈荒煤、冯牧等人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报》的领导及其支持者对于“人性”“人道主义”“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十分敏感，生怕被人抓住上纲上线，也就对《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评奖一事举棋不定。与此同时，作者张一弓所在的河南省也纷纷提出反对意见，有的甚至加盖公章以单位意见的形式转送上级有关部门，反对小说入选。这些意见认定小说“暴露黑暗面”，丑化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并揭发张一弓是“文革”当中的“三种人”。为此，《文艺报》专门派人前往河南进行调查，证明小说暗指的“信阳事件”确有其事，且事实比小说所描写的更为严重；而对所谓“三种人”，也早已做出结论，此时重提不过是为了阻挠小说获奖。如此情况之下，到底能不能让《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奖，《文艺报》却仍然难以决断，最后是评委会向评委会主任巴金详细汇报了情况，请巴金定夺。事实上，也就把责任推给了巴金。巴金在听取汇报之后，不但认为该作应该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的第一位。然而，评委会还是出于种种考虑，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排在五个一等奖的第四位——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位置。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之所以能被认可，说到底还是因为作家自己在作品中做出的妥协，留出了足够的余地。小说一开始便对主人公的身份进行了充分的交代：“这个出生在逃荒路上、十岁那年就去给财主放羊的小长工，这个土改时的民兵队长、抗美援朝的志愿兵，这个复员残废军人、李家寨大队‘瘸腿支书’李铜钟。”虽然“出身决定论”在小说创作的年代已有所松动，但这样的设定无疑为故事的继续系上一条安全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预设了这个出身穷苦也没有历史问题的人不至于犯下反党反人民的滔天大罪。同时，小说并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任由故事一步步展开，而是以倒叙的方式让时间开始于事件发生十九年后田振山去参加李铜钟的平反大会。这是一种不留悬念的讲述方式，在小说刚刚开始便先声夺人，“历史又作出新的判决：李铜钟无罪”。它有效地回避了读者在等待故事漫长铺开的过程中可能生出的猜疑，努力地让人们带着对“无罪”的确认进入小说，同时也为作者在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设计中一定程度地解放了手脚，使小说能够更大限度地完成对历史灾难的叙述，确保“暴露黑暗面”在一个合乎当时政治与历史“判决”的前提下进行。 当小说真正开启李铜钟的故事，也进行得分外谨慎。断粮数天，李铜钟在向公社求援再次受阻后，做出了宰杀耕牛的决定。被饥饿与悲伤击倒的李套老汉，绝望又怯怯地询问儿子：“党还要咱不啦？”李铜钟的回答是“党要咱……党不知道咱忍饥”。而这个“不知道”的原因，也来得模糊不清：“兴是年前风老大，电话线刮断了……上头跟底下断了线。”张一弓为那些相信毛主席会来救他们的村民找到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但又没使其言之凿凿，而是用“兴是”“大概是老杠叔说的”含混带过，让它成为小说中一个不必追问的谜，让故事中的问责只到达公社和县一级，却又在言辞闪烁中使小说不致确切地沦为对历史现实的悖反。于是，小说为爱护它的人们提供了足够的理由，因为它不仅反映了极左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而且塑造了一个不顾个人安危把村民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的英雄。而在这英雄背后，又有一个无私的、能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的党的干部田振山，即便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他的忧伤和歉疚“却不是因为这个通报，而是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力来改变李铜钟、朱老庆的命运了”。这种写法逐渐成为一种叙述模式，直到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等，很多作品都用它解决问题。这种模式为作家提供了某种方便，不管是记述历史灾难，还是揭示当时社会的种种不正之风，均可以很大限度上放开手脚，只要作品中存在一个正面的共产党人，一身正气，与黑暗与丑恶进行着不懈的斗争。这样一来，小说中便有了代表主流和本质的光明面，而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描绘也就不至于被理解为漆黑一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