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中国的民族独立与人民的解放而献身的无数英杰中，博古——这位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年轻的领袖（他24岁开始代理总书记一职）的名字，已经被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他的一生虽然十分短暂（遇难时年仅39岁），但是却充满了无限的活力。他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苦斗争过程中，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他虽曾犯过严重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后果，但他勇于修正错误，不懈地追求真理，始终忘我地矢志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 博古的一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代活动家，为国为民不懈奋斗、曲折求索、英勇献身的历程。 博古，原名秦邦宪，字则民，生于1907年6月24日，祖籍江苏省无锡市。1916年博古9岁时，父亲去世，母亲朱氏带着他和幼年的弟妹寄居在姑妈家。当时，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他的家庭也处于极度的贫困之中。国耻家难，强烈地刺激着少年博古，他怀着对生活对社会的无限困惑，踏上了人生的征程。 1921年夏，博古高小毕业后，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20年代的中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一场伟大的革命正在酝酿。当时，革命刊物《向导》、《中国青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在青年学生中已广泛流传。博古从这些革命书刊中不断地汲取精神力量，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1924年初，他先后参加了青年进步社团“中国孤星社”和“锡社”，并成为“锡社”苏州委员会的负责人。1925年五卅运动前夕，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1925年5月五卅惨案发生后，年仅18岁的博古不顾身患严重的肺病，积极投入了组织各校学生声援上海工人的斗争。他写道：“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①a]在声援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博古深感要取得反帝运动的胜利，“必须要有明确的主义来指导”。7月中旬，“锡社”改造领导机构，博古被选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任组织部主任和编辑部主任，负责编辑出版《无锡评论》。此后《无锡评论》几乎每一期都登有他的文章。在《论军事教育——军事教育非不可有，唯有主义的训练》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主义就是一种信仰，有了这种主义做出发点，那么一切的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 为了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手中夺取解决国是的权力，实现民主政治，中国各界群众投入了波澜壮阔的国民会议运动。1925年8月中旬，博古写了《国民会议筹备初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段祺瑞的善后会议与孙中山的国民会议的根本区别，极力“赞成孙中山之政见”，认为只有全力促进真正的国民会议，在依国民会议产生的国民政府的领导下，才能真正解除民众的痛苦。 随着全国反帝大革命风暴的到来，国民会议运动在其自身的直接目标尚未达到时，就汇合到全国大革命的洪流中去了。博古作为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随着运动的展开，站到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前列。 1925年夏，博古从苏州“二工”毕业后，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系。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他第一次接触到革命文学，更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数量极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的结识，在思想上给了他以极大的影响。他开始摒弃那些远离实际斗争，只在讲台上高谈阔论的教授和学而不行的大学生，认为学术的研究与社会的运动必须相辅而行。他多次聆听瞿秋白、陈独秀、恽代英、施存统等人的讲演，从思想上逐步确立起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1925年10月，博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上海大学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以个人身分加入了国民党，并在校内帮助建立了国民党的基层组织——区分部。博古是该分部的负责人之一。他一方面在课堂上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一方面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1925年底，他开始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到纺织工人中间做宣传鼓动工作。他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并善于同工人群众找到共同的语言，这就使他不仅赢得了上海共产党人的尊敬，而且也赢得了上海工人的尊敬。1926年底，博古以他出色的工作成绩，被中共上海市委派往苏联留学。从此，揭开了他生活中新的一页。 1926年11月，在经过1个多月的旅行后，博古一行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是一所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的学校。学校开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军事学、俄国革命和东西方革命运动史等课程，激起了中国留学生们的浓厚兴趣。博古当时感慨不已：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这么多马列主义的书还不能治中国[①b]！他踌躇满志，决心努力学习，弄通马列主义，以挽救中华民族于倒悬。 1926年至1930年间，也就是博古在苏留学期间，苏联理论界教条主义盛极一时，其主要代表就是德波林学派。该学派由以德波林为首的居于哲学界领导地位的一些人组成。他们在长期的理论研究中，形成了教条主义的倾向，其主要特征是重理论、轻实际，理论研究与实际相脱节。当1928年博古作为中山大学的优秀学生被派往红色教授学院受训时，很快就与那里的德波林学派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他开始用“博古”笔名（即他的俄文名字Поголероь前两个音节的译音）着手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普列汉诺夫著作，认为理论精通了，就能指导实践。正如他自己后来总结的：由于“思想方法也是小资产阶级的，未建立起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没有实际锻炼，到苏联后，仍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去学习马列主义，开始即觉到马列主义精神广大，另一方面受到德波林的影响，两者一结合成为教条主义”[②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