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是非，一直是党史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多数学者认为：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简称汉口特别会议）标志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形成，并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直至大革命的失败。也有学者认为：汉口特别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时间是1927年4月至7月[1]。笔者认为：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经历了从错误到正确又复错误的两次转折，即汉口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1927年1月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传达贯彻后，党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的右倾错误，回到正确的轨道；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陈独秀的思想又转向右倾，并以此指导全党工作，成为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下面试就这一问题谈几点看法。 与评价汉口特别会议有关的几个问题 讨论大革命后期党的路线，首先必须对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作出符合实际的评价。 汉口特别会议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形成的标志，这已成为党史界多数人的共识，不少学者就这一问题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述，笔者赞同这一观点，理由不赘。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汉口特别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不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形成的“标志”。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不符合陈独秀当时的思想实际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 汉口特别会议时，陈独秀思想的主流是“二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的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陈独秀在这方面有不少言论。1926年夏，他在《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一文中明确地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2]由此思想出发，他反对中共掌握政权和发展革命武装，指示共产党应以“在野党态度”，“万勿参加政府工作”。在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时，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工人派（即我们）虽为此次暴动的先锋，但因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也不很强，依全国的政治环境亦不便猛进到资产阶级之前，更不宜单独行动，所以并不幻想此时在上海可以用市民暴动的力量实行平民政权，只是努力推进资产阶级取得政权。”[3]分析北伐战争以来陈独秀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认识到他在汉口特别会议所作报告中对资产阶级全面退让是合乎逻辑的。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报告为什么在汉口特别会议上能被与会的大多数同志及共产国际的代表所接受？这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失误密切相关。 大革命的前期和中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作过一系列决议和指示。就目前能见到的而言，均未提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的理论。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中国的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4]。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提出，“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5]。1924年6月25日，鲍罗廷与谢持、张继谈话时说：“第三国际认定中国革命只能用国民党党纲，不能用他种主义。”“中国国民党宗旨最适用，中国尚可以用一百年”[6]。当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中共代表团不同意宣言中的某些条文时，鲍罗廷转达了莫斯科的决定：“国民党作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体现，必须取得政权。”[7]斯大林强调不能越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8]。布哈林也明确地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在某一个阶段，资产阶级是领导力量，这是事实。这个阶段在中国由于社会力量的特殊组合和帝国主义的特殊作用而长得多。类似的言论还可以列举很多。在此思想指导下，共产国际当然不可能对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及其规律有正确的认识。他们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就是这种错误理论的必然产物。虽然共产国际也曾多次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力争在民主革命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但这种领导权有两个缺陷：第一，它是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脱离的所谓政治领导权，即是以共产党正确的纲领、路线、政策去影响国民党，使之更好地进行国民革命；第二，这种领导权要通过国民党来实现，即共产党能否实现领导作用，决定于国民党的态度，受国民党的制约。两个缺陷本质是一个，用鲍罗廷的形象语言说，现在是共产党为国民党当苦力的时候。共产国际用这一理论指导中国革命，革命的结果将不可能是非资本主义前途的。 由于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失误，对年幼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中共二大的宣言中可以看出“二次革命论”的端倪，中共三大宣言则更明确地说：“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须知，此时的国民党还是国共合作前的国民党，说它应立在国民革命的领袖地位，其实就是承认资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袖。陈独秀1923年撰写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两篇文章，明显地打上了共产国际思想的烙印。这期间，中共对国民党的三次大退让，共产国际代表不能辞其咎。陈独秀一再反对共产党包办国民党的工作，放弃掌握政权和发展武装，从根本上说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反映。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除了他自己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而外，共产国际理论指导的失误亦是重要原因。就中共全党的认识水平而言，除毛泽东、邓中夏等极少数同志曾对“二次革命论”表示疑义，并初步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外，多数同志还在共产国际错误思想的束缚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