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召集国民会议，依靠工农商学各界来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主张。以后这个主张为孙中山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及全国各界人民群众所接受，在全国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国民会议运动。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中共始终坚持国民会议的主张，国民会议运动的内容也随着革命的进程而不断深化。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会议已从宣传的口号转变成行动的口号，中共号召人民起来，进行省民会议、县民会议、市民会议、乡民会议，实行民选省、县、市、乡各级政权。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以革命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推翻封建军阀政权，召开市民会议，成立了民选的上海市民政府，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共同建立中国民主政权的先声”，[1]是国民会议运动发展的顶峰。 一 1923年6月，军阀曹锟赶走了傀儡总统黎元洪，实行独裁统治，遭到全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于7月发表了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由负有国民革命使命的国民党，出来号召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其他职业团体，推举多数代表，在适当地点开一国民会议”来解决国事的主张。中国共产党批判了各种错误的观念，强调“只有国民会议才能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设新政府统一中国”。[2]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指出：“在此重大时机，国民党就应该起来统率国民做革命运动，便应该抛弃以前徘徊军阀之间，鼓吹什么四派势力的裁兵会议与和平统一政策”，因为国民党“除了集合自己的真势力——国民势力，引导国民去做革命运动以外，实别无路可走”。[3]但当时孙中山未能接受中共的主张。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的独裁统治，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11月4日，孙发布北上命令“决定即日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4]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了《北上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以前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郑重地重申国民革命之目的，对内推倒军阀，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为达此目的，“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之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5]中共中央发表了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表示支持孙中山北上及其政治主张。提议在国民会议产生的正式政府成立以前，国民会议预备会“即为临时国民政府——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中国共产党还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13条最低要求，作为劳动人民群众向国民会议预备会提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这样就使中共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更具体化了。 11月，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展宣传工作，发动大的示威运动，配合孙中山的北上。12月，中共中央、青年团中央又发出通告，要求各地组成国民会议促成会，“以劳动群众及小商人、中等商人为重要成份”，在促成会内组织党团，直接受地委领导，宣传由上海促成会召集“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联合会”。[6]《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刊物集中进行了有关国民会议的宣传。12月14日，上海国民会议促成会正式成立。上海派出宣传员到外地，帮助各地成立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成为当时国民会议运动的中心。 随着中国共产党关于国民会议的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全国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国民会议运动。为了同这个运动相对抗，段祺瑞提出召开“善后会议”，并且规定只有军阀、官僚、政客才有资格参加，并抢先于2月1日召开了善后会议。国共两党对段祺瑞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于3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代表大会。代表全国20多个省区，120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的200多名正式代表和列席代表参加了大会。在一个多月的会议期间，广泛地讨论了中国的政治问题，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这次会议是对封建军阀独裁统治的公开否定，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进一步的传播。1925年4月，段祺瑞政府查封了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组织。在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国民会议的主张。在五卅运动中，在反奉战争中，中共仍然号召人民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7月14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仍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提出了23条共同纲领，要求人民团体组织促成会，自动召集国民会议发表政纲，自动起来作地方的直接斗争，去推翻军阀政权，建立地方人民政府，最后进到接收政权，将召开省民会议，市民会议，县民会议，乡民会议作为实现国民会议的具体步骤。《向导》和《新青年》等刊物再次集中宣传国民会议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为国民会议而战”的号召下，与北伐战争相配合，各地工农运动迅速高涨。湖南，广东等地农民运动蓬勃发展，积极进行省民会议，乡民会议的宣传和尝试。上海工人举行了武装起义，首次用武力推翻了军阀政权，建立了民选的政府，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极其光辉的一页。 二 1926年7月中共四届三中执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强调“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7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一号》，要求各地党组织“各自在当地立刻起来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奋斗”，“由反对苛捐杂税力争民权自由，一直到推翻当地的军阀政权，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如此才能影响北伐使更具有革命的意义，才能汇合全国民众的力量，由发表政纲的国民会议进行到接收全国政权的国民会议。”[7]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上海区委积极准备武装起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