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瞿秋白去世前二十多天，曾写下《多余的话》一文。 《多余的话》说：“当我出席政治会议……，一直觉得这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我每次开会……，都觉得很麻烦”。“我每每幻想着：我愿意到随便一个小市镇上去当一个教员……，只不过求得一口饱饭罢了。在余的时候，读读自己所爱读的书……，这不是很逍遥的吗？”。[1]瞿秋白在他这些话中，向人们诉说了自己平时总是厌倦政治。瞿秋白类似这样的诉说，贯串于《多余的话》的始终，成为《多余的话》的主要内容。 那么，该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这种诉说？不言而喻，要想实事求是地评价瞿秋白的这种诉说，首先就得准确体会他进行这种诉说的动机。应当认为，瞿秋白进行这种诉说的动机，不至于是“自暴自弃”“自嘲自贬的自我否定”。这是为什么？其理由是： 第一，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后，始终坚定不移信仰马克思主义。《多余的话》说：“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在理智上“既然走上了这条思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也就是说，在理智上“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2] 第二，他的厌倦政治，只不过是他小时候就开始出现，他从事无产阶级政治工作之前就已经潜伏的自发心态。《多余的话》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不知怎样有一个古怪的想头：为什么每一个读书人都要去‘治国平天下’呢？各人找一种学问或者文艺研究一下不好吗？”。又说：1917年春，“我……，孑然一身跑到北京……。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大志都是没有的”。对于考进俄文专修馆，只“不过当做将来谋一碗饭吃的本事罢了”。[3]“不知怎样”这四个字，道出了他的厌倦政治心态是不自觉中自发产生的。 第三，他曾用自我压制的方法，跟自己潜伏的自发的厌倦政治心态，进行过积极的自我思想斗争。《多余的话》说：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无产阶级意识与绅士意识“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意识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4]所谓“绅士意识”，其中包含自发的厌倦政治心态；也就是说，自发的厌倦政治心态，是“绅士意识”的一种成分。[5] 第四，他被俘后，还是念念不忘克服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念念不忘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多余的话》说：“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站自己的脚步”。[6] 第五，他进行这种诉说时，依然肯定自己的工作成绩。《多余的话》说：“从1923到1927年，我在”“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这方面的工作”，“有相当的进步”——显著的成绩。[7] 第六，他进行这种诉说后，觉得新生的、斗争的、勇敢的事物更加美好了。《多余的话》在结尾部分说：“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8] 第七，他进行这种诉说，是需要勇气的，对得起他亲人的。《多余的话》说：对于潜伏着绅士意识，“我自己早已发觉……；但是……，我没有公开的说出来……，隐忍着，甚至对之华（我的爱人）也只露一点口风……，没有这样的勇气”。对此，现在“我只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对不起我这个亲人”。[9]“隐忍”二字，道出了他早就想说，但由于当时缺乏勇气而没有说的隐衷。瞿秋白在他这些话中告诉人们：他早就想向人们诉说自己潜伏着绅士意识，只不过是当时由于缺乏勇气才没有进行这种诉说。他后来觉得以往没有向他爱人杨之华彻底进行这种诉说，很对不起他这个亲人。这从反面上表明：他进行这种诉说，是需要勇气的，对得起他亲人的。 那么，瞿秋白进行这种诉说的动机，究竟是什么？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看来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他进行这种诉说的思想前提。 第一，他于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曾出现过消极倦怠；他被敌人俘获后，对自己的这种消极倦怠感到惭愧。《多余的话》说：1931年初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一切工作只要交待得过去就算了”。也就是说，对于政治问题“我……不加思索了”。“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10]显然，瞿秋白于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曾出现过消极倦怠。 《多余的话》竣稿后六天——1935年5月28日，瞿秋白曾写信对郭沫若说：“我现在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了……，可是这些都没有什么。使我惭愧的倒是另外一种情形，就是……当我退出中央政治局之后……，对于政治斗争已经没有丝毫尽力”。[11]无疑，瞿秋白被俘后，对自己于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出现消极倦怠感到惭愧。 瞿秋白对此感到惭愧，并不偶然。因为1931年初之后，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肆意发展，致使革命遭受严重损失，最后致使革命濒临十分危险的境地。瞿秋白在这革命危急关头，却在政治斗争上消极倦怠了——在党内，却没有跟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进行斗争了。[12]严格地说，他的这种消极倦怠，对革命间接地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多余的话》说：1931年初之后的“最后这四年，还能说我……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奋斗吗？”。这种责任比起“以前几年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的责任……，倒是更加加重了”。[13]既然瞿秋白认识到他于1931年初之后没有为着党的正确路线努力奋斗——没有跟王明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进行斗争的责任，比起以前几年他本身推行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的责任，以及他间接的负着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路线的责任，[14]都更加加重了；那么，他对自己于1931年初之后在政治斗争上出现消极倦怠感到惭愧，就不偶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