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层流动，尤其是阶层的代际流动，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分层研究中赓续不断的主题之一，其反映了社会的封闭程度以及社会分层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状况（李路路、朱斌，2015；刘欣，2005；Beller，2009；Breen，2010；Breen & Jonsson，2005；Erikson & Goldthorpe，1993；Featherman et al.，1975；Ganzeboom et al.，1989；Ganzeboom et al.，1991；Grusky & Hauser，1984；Gerber & Hout，2004；Ishida et al.，1991；Lipset & Bendix，1959；Long & Ferrie，2013；Treiman，1970；Xie & Killewald，2013；Yaish & Andersen，2012）。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理论意义上。在社会层面，社会流动也会影响社会公平与公正，社会整合机制的建构（Heath & Zimdars，2011；Payne，2012），以及社会再分配政策的贯彻和实施（Bénabou & Ok，2001）；在个体层面，其还对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和行为等方面造成影响（Weakleim，1993；De Graaf et al.，1995）。综合各个层面，以往研究均表明，机会平等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体系的正常运作不可或缺的推动者。 阶层固化（Class Immobility），即阶层流动的对立面，意味着阶层之间缺乏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阶梯中持续存在的机会不平等。缺乏流动机会，意味着家庭出身等先赋因素对个体流动机会影响较大，而个人能力和努力等自致因素的影响较小。大量国际文献表明，如果缺乏阶层流动，社会就无法形成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令个体成员相信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善。长远来看，缺乏阶层流动会阻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Alon，2009；Ruggera & Barone，2017；Breen & Goldthorpe，1999；Flemmen et al.，2017；Hertel & Groh-Samberg，2014；Ivanova，2018；Savage & Egerton，1997）。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阶层固化一直是学术界、政府乃至社会关注的话题。尽管有关阶层固化的实证研究不多且时间跨度很大，但均发现人们阶层固化的关注与社会稳定程度密切相关（Acemoglu et al.，2017；Lipset，1960；Moore，1966）。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国民经济的迅猛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收入不平等的趋势也在加剧（Meisner，1999；Xie & Zhou，2014），对中国的社会转型形成了挑战。不少研究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横向社会流动，即由农业向非农部门的流动，并未减少（Wu & Treiman，2007），然而纵向流动机会尤其是代际流动机会似乎在降低（Bian，2002；Wu & Treiman，2007；Zhou & Xie，2019）。在2011年前后，“阶层固化”一词开始逐渐引发舆论热议（蔡志强，2011；李煜，2011；顾骏，2011；唐昊，2012；辛明等，2011）。图1展示了我国2011年到2016年以来，“阶层固化”一词在全国各省2亿用户新浪微博、10万家网站网页和BBS论坛出现的标准化频率曲线图。从图中不难发现，虽然微博由于自媒体的追逐热点特征，使其出现热度在2012-2013年之后下降企稳（不排除因自媒体发布内容不规范而导致滤除），在其他网络平台中，对“阶层固化”现象的报道和讨论，在各地均不断提高。而对“阶层固化”的关注，也使得“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穷二代”等网络催生的新鲜词语，获得了空前的关注。图2展示了这四个词2010-2016年间在百度搜索中的月度检索量。在时间趋势上，这些词汇的百度检索和新浪微博热议的高峰先后出现在2012年，似乎也体现出自媒体时代的“文化反授”也即自媒体发布引导搜索关注的现象（陈云松、朱灿然、张亮亮，2017）。而2010到2012年间相关搜索的快速上升，充分表明了这段时期“阶层固化”获得公众的高度关注。
2011年前后，“阶层固化”引发了社会热议，国内学界也迅速形成了一批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不少学者提出“阶层固化”问题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危险，并将研究目光聚焦于我国固化现象的成因、结构和应对策略（熊志强，2013；蔡志强，2012；杨继绳、张弘，2011；邓志强，2013；马传松、朱挢，2012；吕效华、吴炜，2013；敖成兵，2014；杨文伟，2015；杨文伟、马宁，2015）。不过，此后也有一些同样严谨的学术声音在表达，“阶层固化”尽管是一种可能的风险，但并非中国现实社会的客观存在（顾辉，2015；李路路、朱斌，2015；张乐、张翼，2012）。其中周翔和谢宇最新的大样本研究表明（Zhou & Xie，2019），即便是在“阶层固化”最为中国媒体热议的2011、2012年，中国的代际流动实际上较之绝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要高，远超法国，与挪威、瑞典相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