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2015年左右一度流行的“被”话语，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被志愿、被做东、被同意……“被”当然意味着被制约、引导、强加甚至逼迫，但这个制约又是一种特殊的制约关系。首先，这个制约是隐蔽的，它甚至要以相反的方式体现出来，即受制者是自愿的。其次，这个制约关系往往不是单向的、靠暴力实施的，而是被制约者在“被”的过程中也得到了好处。比如对私人用车的依赖，造成了被车“绑架”，开车同时也是被开车。买房，也是被买房。我们从各种社交平台中得到方便，形成依赖，于是逐渐被社交、被平台，然后莫名其妙地“被同意”各种服务协议。我们在追求某一个目标时，靠近目标的实际过程也往往是不由自主，要跟随事先设置的步骤来。出国留学打工就是一个例子。从动机上看，出国是完全自愿的，但是如果看出国人员的实际流动行为，我们会发现，流动其实是一个“被流动”的过程：越来越细密的管理规则、越来越多样的中介、各种需要被同意的合约等等，把怎么流动做了精密的设置。流动不是流动者的行为，而是流动者在“被流动”。这样的“被”过程，并不是中国特有，在亚洲甚至更大范围内都可以观察到。它反映的不仅仅是特定的政治制度，也是管治方式和社会组织方式。“被流动”不是一个单一权力主体的意志的强加，而是多个行动者、多种规则交织的结果。 本文希望通过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劳务输出的实地调查，梳理“被流动”的运行方式和内部构成。通过对现有迁移理论的回顾，我们提出“跨国人口流动的基础设施”（migration infrastructure）的概念。基础设施这个提法，首先可以追溯到迈克尔·曼（Mann，1984）的“基础设施型权力”的概念。基础设施型权力和专制型权力相对，它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渗透、通过对社会行动的协调和服务，而达到管治社会生活的目的。比如通过修建高速公路、修建大转盘来调控交通，就是一种基础设施型权力。基础设施型权力是要通过提高社会成员的行动能力，而不是抑制他们的能力，而实现管治。修建高速公路既方便了交通，但是同时直接决定了车流的走向。 从人口流动的基础设施的视角看，研究流动不能只关注流动者本身，而一定要看支持、制约、引导流动的那些过程。我们将从五个维度来分析基础设施的构成：商业的（招聘中介）、监管的（国家政策、许可证、培训要求等）、技术的（通信和运输设施）、人道主义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以及社会的（移民网络）。这五个维度表示不同的操作逻辑。它们在实践中紧密缠绕。例如，商业化的中介是在和监管部门、和人道主义组织的紧密互动中发挥作用的，更不用说它要依靠社会的和技术的基础设施。但是，在每个维度上，其主要行动者、动机、策略和工作方式都不相同。 这五个维度间既有冲突又不可分割。这导致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流动基础设施内卷化”的进程，即流动基础设施越来越细密复杂，但是人们的流动能力并没有提高，甚至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基础设施的发展意味着监管部门和商化中介对流动过程做更多的干预，监管者获得更多权力，中介机构获得更大利润。 这个内卷化，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亚洲许多地区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一方面，劳动力流动变得容易：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合法出国的机会，旅行也变得更快捷、更安全。但是另一方面，出国过程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尽管机票价格一直下降，流动的中介费用却显著增加。以中国为例，到21世纪初，只有国有企业的员工通过政府外派才能到海外合法工作。今天，每个公民只要没有犯罪记录都可以出国打工。与此同时，中介也越来越多。去日本、新加坡和韩国——中国劳务输出的三大目的地——打工的中介费也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零费用，涨到2010年的8000美元左右（后来又有所下滑）。而出国务工人员的工资一直停滞在500美元的水平。1979年，中国有4家劳务派出公司，派出了2190名工人（张鸽盛，1999：206）；到2010年，中国的持牌国际劳务公司可能达到近3000家，一年派遣了约60万名工人。这意味着每家公司派出的人数减少了60%。如果把分支机构和无证代理包括在内，中介的数目还要多很多，平均每家公司派遣量的下降更大。① 印度尼西亚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化。劳务人员，特别是女性家庭佣工，要付的中介费涨得比他们海外收入要快得多。此外，自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以来，中介公司的数量显著增加。在1995年，有执照的中介不到50家，他们每年向国外派遣大约20万名工人，到2007年，中介数目达到500家左右，每年向国外派遣近70万名工人。换句话说，有执照的中介公司的增长速度是劳务人员数量的三倍。② 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不禁要问：究竟谁是流动过程的主体？布鲁诺·拉图尔提醒我们，说飞机或飞行员在飞是不准确的。“飞行是多个实体的组合起来的特征，这里包括机场、飞机、雷达和票务部。B-52[飞机]不飞，飞的是美国空军”。（Latour，1999：182）顺着这一说法，不是移民在移徙，实施移徙的是一个移民和非移民、包括人和非人类行为者的集合。这一点在今天越来越明显。在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中，第三方的协调作用比以前更重要。这个第三方包括多样的主体，它们构成了流动的“基础设施”。第三方自己并不流动，但是他们对流动的影响和流动者一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