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自幼在中国长大，是熟悉中国、蒙古等亚洲国家国情的，尤其精通中国边疆问题的“地缘政治学”家，于抗日战争期间由美国罗斯福总统提名，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他对中国问题的论述曾在美国产生了影响，但同时也不幸因而落入反共的“麦卡锡主义”的魔爪。他堪称50年前中美政治风云的重要见证人。 在中国长大的美国地缘政治学家 拉铁摩尔于1900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但不满周岁便随父母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他父亲任教于上海、保定、天津等地高等学府，为将要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讲授外语。12岁那年，因其父不想让子女“讲着中国话长大，把自己同中国打成一片”[《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本文未注明出处的引文，皆引自该书，本文作者所加括号为[]，引文原有的括号为（）。]，母亲带着他和弟、妹去欧洲读书。他在19岁时，由于未能实现“唯一的雄心壮志——获得一份去牛津读书的奖学金，我[引文中的“我”均指拉铁摩尔]只得返回中国”。他在外国人开办的商行、保险公司、报社任职，久而久之，终于和中国人打成了一片。后来他父亲携家人回美国，他依然留在中国。由于职业的需求，他发奋学习汉语，还和各个阶层的中国人——上至“东北王”张作霖大帅，下至苦力脚伕，都打过交道。丰富的阅历和生活经验对他日后从事科研及从政都大有裨益。 1924年的一次边疆之旅成为他从事地缘政治研究的契机。当时他押送一车皮羊毛到内蒙的呼和浩特。雄奇的塞外草原风光，淳朴的蒙族民风，使他萌发了探索的欲望：“感到每日忙于事务，十分枯燥乏味，还是研究研究中国吧。”[《自传》]后来，他还跟随骆驼商队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跋涉，从呼和浩特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过天山山脉，到达印度的克什米尔。他对沿途所到之地进行认真的考察，完成了处女作《通往土耳其斯坦的沙漠之路》，寄往伦敦发表。没想到，文章很快发表。初战告捷，更坚定了他的向学之志：“我感到我不是不具备探索历史学的途径。”[转引自日本·毛里和子《论拉铁摩尔》，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辑] 1928年，28岁的拉铁摩尔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美国，利用助学金到哈佛大学人类学学院进修了1年。后又回中国东北、内蒙等地调研，完成了《满洲——冲突的温床》等有预见性见解的论文。1930年至1932年，他在哈佛大学、燕京大学和古根海姆基金会的资助下，对内蒙进行实地考察及全面研究。为此，他同时还学习中国文言文、蒙文、古蒙文，并达到“我能像蒙古人一样在蒙古地区旅行，不感到任何不便”[《自传》]的地步。他完成了《满洲的蒙古人：其部落分化、地理分布，与满人和汉人在历史上的关系以及当前的政治问题》等论文。简单说来，他把“满洲”[东北]看成是中国、俄国、西欧三大文明的竞争舞台，把日本对满洲的侵略归结为西欧文明的扩张；长城一带是“边疆贮水池”地区，并决定着历史上循环着的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消长和扩张；中国各王朝的稳定程度清楚地反映在控制长城的力量上；等等；总之，是属于将国际及地区政治现象制约于地理的“地缘政治学”学说。这种学说能在国际关系中利用地理因素来为一个国家的对外战略方针提供理论依据。由于拉铁摩尔的研究成果来自亲身感受，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再加上未经过正规大学的系统教育，头脑中的“学院式”条条框框的束缚少得多，因而显得生动活泼，受到美国朝野关注亚洲问题人士的欢迎。 1933年，拉铁摩尔回到美国，在民办的“太平洋关系学会”任职。[1939年后，还担任过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在他于1934-1941年编辑会刊《太平洋事务》之前，该刊对中国的态度基本上是跟着官方鹦鹉学舌。拉铁摩尔主持编务后，主张“将该刊办成各种对立意见公开讨论的场所”[《自传》]。例如，拉铁摩尔既刊载以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评论中国革命的文章，也编发中共地下党员、纽约《今日中国》固定撰稿人冀朝鼎的反驳文章。针对断定中国共产党将被镇压下去的《华北日报》评论文章，他也发表评论，指出中共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人数的多寡”，而在于“他们领导的技师和他们在自己占领地区赢得支持的能力”[美国·肯尼恩·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该刊还大量报道了以往被封锁的中共和革命根据地、红军的真实情况及有关评论，以及提倡组成反日联盟的论文。拉铁摩尔也因此成为国际知名的中国政治问题专家。乃至西安事变刚爆发，代表英国官方立场的《泰晤士报》和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同时就此向他约稿。他当时未发表意见，但“我听说了中共对这一事件的分析，我认为这种分析是十分可靠的。” 1937年，美国《美亚》杂志记者、学者菲力普·贾非·毕恩来等人邀请拉铁摩尔作为向导和翻译，陪同他们访问延安。而拉铁摩尔也渴望了解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变化并亲身考察延安，遂接受了这一邀请。他首先找到因报道延安而出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写信问延安的态度。延安的答复是“你们将受到欢迎”。6月，他们从北京出发，假装成旅游者到太原游览，然后辗转到了西安。他们雇到了有能耐的司机——一位土生土长的瑞典人、车行老板埃菲，也不退掉旅馆客房，装作去游览古陵墓，踏上了去延安的路途。由于埃菲通晓地形和人情，“知道什么地方军阀部队与共产党关系和睦”，不费事地越过了哨卡，到达了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中共方面热情、友好地接待了他们。“使我吃惊的是，毛[泽东]竟然愿意接连花上数小时与几个素不相识的美国人交谈……懂得怎样谈话才能使美国报纸有利地引述他们的言论。……毛泽东是位属于人民的人——一个智力超群但显然具有农民血统的人。“访问期间，应主人邀请，拉铁摩尔发表了一次露天演讲，“听众主要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同情者而不是今天所称的坚强核心的共产党人”。应他对中国少数民族有着浓厚兴趣的要求，接待人员安排了他与长征途中参加红军的少数民族同志进行了座谈。他们的司机埃菲是个中国通，在延安的联欢会上能用滑稽的中国方言表演，并有一手修车的绝技，在延安大显身手，毛泽东遂说服他留在延安。但他舍不得自己的汽车商行，“因此他抵挡住毛泽东的各种挽留之辞”。在回西安的路上，他对拉铁摩尔说：“我遇见过很多国民党知识分子。我也曾跟军阀有来往。几乎没有什么样的中国人我没有打过交道。但是在延安，我第一次看到一位能够领导中国的人[即毛泽东]。”在他们此行之前，只有美国人士访问过延安。拉铁摩尔传递了中共领导人希望其他外国人士也访问延安的信息。不久，延安迎来了英国著名记者贝特兰等客人，扩大了和外界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