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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正辞严地宣称“夷不可信，和不足恃，香港不可不复”。他主张趁英军北上，“由香港后路，潜师袭取”。并自告奋勇地说：“祥愿自率本队，以当前锋，少有畏缩，即正军法，亦无悔焉”。 但是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以失败割地赔款而告终。清政府不但不能“收复香港，以伸国威”，反而在列强的淫威下，妥协退让，丧失了更多的土地，先是被迫割让香港岛，继而又被迫割让九龙半岛，直至最后又被迫同意租借新界。 1919年1月，帝国主义列强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举行巴黎和会。中国作为战胜国也被邀请参加和会。当时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提案，其中第三方面的内容是“取消外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殊利益，包括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势力范围等”。在“归还租借地”一项中，中国代表指出：“九龙拓界及香港附近之地面、海面于是年（1898年）六月九日租于英国，亦以九十九年为期。”“此等租借地即作如是看法，亦无继续存在之充分理由……中国政府实有不得不请各国概行舍弃者”。这表明中国政府希望能通过和会修改同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以期收回包括香港在内已丧失的主权。 但是巴黎和会一开始就成为帝国主义列强的分赃会议。当时英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北京草拟了使租借地“中立化”或“国际化”的计划，作为对策。英国殖民部和外交部也联合反对让出新界。巴黎和会议长以“联盟共事各国最高会议，充其量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为借口，使收回香港的努力失败。 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开幕。中国代表第二次强烈要求列强放弃在华租借地等特权。但遭到各国代表，尤其是英日代表的无理阻挠。在此次会议上，中英双方仅就新界问题进行了一次小小的交锋，就不了了之。这样，归还香港之事再次受挫。 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宣言中，再次向国人明确提出争取收回租界地等问题。 1927年，在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南京国民政府向各国政府提出了“废除旧约，另订新约”的要求。中英新约谈判于1929年开始，但不久因日本入侵我东北被迫停顿下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同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英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同时也想在中国人民面前树立“良好”形象，以拖住日军这股祸水，被迫声明愿意同中国商讨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中英关于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并另订平等新约谈判于1942年10月28日在重庆举行。中方代表向英大使提出《中英新约修改草案》，要求：“英方在九龙租借地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其官有资产与官有债务，应移交中华民国政府”。12月14日英方正式通知中方，英国政府不准备讨论九龙租借地问题。致使谈判陷于僵局。其实，当时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的强硬充其量只是摆摆姿态。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当务之急是联合英美早日击败日本法西斯，不愿意因香港问题影响盟国间的团结。因此国民政府终于同意将九龙租界问题与新约分开，留待战后解决。 1945年日本投降，这是收回香港的最佳时机。因此，国民党政府中的许多有识之士建议，可以在适当时机派兵直袭港九，为外交行动留一先着。为此，蒋介石准备采取两步走的办法收回香港：第一步先由中国军队接受香港日军投降；第二步同英国谈判，收回香港。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奉行矛头对内、反共优先的错误政策而延误了时机。8月30日，英国海军在香港登陆。翌日，英国军政府宣告成立。9月16日，在总督府举行了香港日军受降仪式。 随后，1946年6月底，蒋介石违背中华民族的意愿，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香港问题再次被抛到一边。 历史事实表明，“落后就要挨打”。建国前中国政府关于收回香港的多次努力的失败，说明“弱国无外交”，侵略贪婪成性的殖民主义势力绝对不可能在贫穷落后的旧中国面前放弃自己掠夺来的既得利益。以殖民掠夺起家，每年从香港攫取巨额利润的英帝国，更不可能突然改变其贪婪本性，同意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的合理合法的要求，洗雪民族耻辱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