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19)06-0089-16 国际化是当今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主题，高等教育国际化强调实现人类知识的提升与共享。[1]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数据显示，2015年共有136 097名中国学生在澳留学，[2]到2016年统计时止，来自中国的新注册留学生人数达到了创纪录的4.64万人，较2015年增幅为23%；2016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国际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占29.4%，创历史新高。[3]自1847年容闳负笈美国，170年来，中国海外求学的留学生对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发展贡献良多。[4]但是近年来，海外留学生与诸多负面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甚至“留学垃圾”[5]在中国成为了一个社会讨论话题。更为具体地，在澳大利亚大学里出现了有的课程约37%学生不及格，而其中大部分为中国留学生的现象。[6]另外，中国留学生难以融入澳大利亚社会也较为普遍。[7] 作为一名在悉尼生活了13个月的教育学访问学者，笔者一直在与中国留学生共同租房，并且时常观察本地大学课堂，与中国留学生有许多正式或非正式的互动。面对上述现象，我们不禁要追问，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生到底遭遇了些什么？研究者接触到的来澳大利亚留学的群体更多的是研究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学位候选人，而且这样的学生群体对社会与生活，包括他们正经历的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有较本科生更为成熟和稳定的认识，所以我们把研究对象限定为在澳留学的中国研究生群体。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在来澳大利亚之前没有在西方文化和教育体制中生活学习过，来此求学，他们都要经历文化和学术上的适应。文化是一个能够涵盖留学生整个生活的概念，其中的学习则是他们生活的核心主题。本研究将通过叙事研究的方法，探究在澳大利亚的中国留学研究生在学术适应和文化适应上到底遭遇了些什么。 一、文献回顾 (一)文化适应 当广大中国留学生远渡重洋刚到海外学习时，他们面对的是以前日常生活中绝少或没有使用过的语言，以及全新的文化与社会规范，他们体验到的是行动的迷茫与困惑。[8]这可能是大多留学生初到海外时的文化体验，而走出这种困境则需要一个或短或长的适应过程。朱佳妮认为，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一个有人类学意蕴的概念，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互动，以及互动所带来的对群体原有文化模式的持续影响。[9]不同的个体初到异质文化中，其“自我适应”[10]和体验的具体情形纷繁复杂，各有不同，但是从归类来看，又各有近似之处。贝瑞(Berry)提出，个体进入新的文化生活后，其文化适应存在四种类型：(1)边缘型(marginalization)。该类型既排斥本族文化，也排斥异族文化，身份飘忽不定。(2)融入型(assimilation)。该类型排斥本族文化，完全认同异族文化。(3)融合型(integration)。该类型保留本族核心文化的同时，吸纳部分异族文化。(4)分离型(separation)。该类型坚守本族文化，排斥异族文化。[11-12]这一分类方式，把个体的本族文化与异族文化作为两个观察指针，由此进行分类，在文化适应研究中颇具影响。 根据郑雪等人的研究，在所调查的澳大利亚中国留学生中，融合型占40.1%，分离型占42.7%，融入型占8.3%，边缘型占8.9%。中国留学生的主族和异族文化认同指标都与其心理适应指标呈显著正相关，具体在心理适应方面，融合者最好，其次为融入者和分离者，而边缘者最差。[13]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在文化适应过程中融合型和分离型共占八成以上，而这两种类型都强调对本族即中华文化的保留与坚守。郑雪等人的研究认为，随着文化融入进程的加深，中国留学生对澳大利亚主流文化的认同会增强，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则会减弱；文化融入程度直接影响了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幸福感。[14]进一步地，李佳琪(Jiaqi Li)等人研究指出，海外中国留学生的“文化吸收”(cultural assimilation)，而不是文化保持(cultural maintenance)状况能够显著地预测他们心理健康程度，而且年轻的国际留学生较年长者而言，体验到了更大的文化适应压力。[15] 在海外留学生的文化适应过程中，一个重要问题是身份认同。张淑华等把身份认同定义为，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定、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与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一种心理历程。[16]陈向明通过质性研究发现，文化对个体的人际交往具有定向作用，而留学生的跨文化人际交往行为能够重构个体的文化身份。[17]另有研究也认为，中国留学生的身份认同与其同本地学生的人际关系状况有关，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跨文化互动直接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的身份认同。[18] (二)学术适应 对海外留学生而言，学习是其主业，所以学术适应应在广义的文化适应范畴之内。朱佳妮认为，学术适应(academic adjustment)的内涵指涉三个方面，跨文化学习的留学生应该做到：(1)努力提高语言能力，以更好地进行学术交流，参与学术活动；(2)意识到不同文化内学术期望的差异，并采用必要的策略应对困难，以完成学习任务；(3)通过克服跨文化学习的困难，来提升自信心，发展自我。[19]伊莱恩·沃尔什(Elaine Walsh)研究认为，工作、社会互动的规范，以及导师的类型决定了海外研究生经历的微观环境，一个更具凝聚力的微观环境对海外研究生学术适应更具支持性。[20] 中国海外留学生的主要去向是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等，这些中国学生主要留学目的地的文化都属于西方文化，共享西方价值观念，所以对中国留学生的适应来说具有共通之处。有学者研究了中国留学研究生在美国高校中的学术适应：中国留学生认为自己与教师之间的权力距离较远，所以高度服从教师权威；他们在课堂上习惯于回避风险，以避免让自己尴尬；他们对学习有长远的定位，能够执着学习。因此，中国留学研究生在学术适应过程中，不同程度地经历了从传统的“教师中心—被动学习”模式到“学生中心—互动学习”模式的转型。[21]另有学者研究了在英国留学的中国研究生，发现个体在具体真实情景中的学习参与影响了其学习观与学习行为，有必要打破对中国留学生学习方式的刻板印象，中国留学生的学习方式具有复杂性，受到学术情景、文化和社会历史的影响，还与其自身智力发展有关；中国留学生学习的更好适应需要教育者的教育行为更具针对性。[22]还有学者研究了在澳大利亚留学的中国“80后”一代的课堂沉默行为，认为这一现象远比人们的想象复杂，课堂沉默是“自我一代”(Me Generation)的策略、抵制、选择与权利。[23]有研究表明，在澳大利亚教育情景中，中国留学生视课外的团队学习为一种积极的学习体验，从而积极合作参与，这证实了传统中国文化的集体主义本质对他们的海外学习行为产生了影响。[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