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工分制”管理模式下的质量保障 邬大光 【作者简介】邬大光(1957- )，男，辽宁锦州人，教育学博士，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研究。厦门 361005 【原文出处】《大学教育科学》（长沙），2019.2.4～7 在观念上，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被拔得很高，如生命线、永恒的主题、最高的追求等。可到底什么是质量保障？它的内涵是什么？标准是什么？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是说不清。因此，我经常说，难道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一个“道可道，不可道，名可名，非可名”的话题吗？ 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向全球昭告：21世纪将是由数量向质量的转移并更加注重质量的世纪，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而我国恰恰是从1999年开始扩充数量。中国的高等教育在众多问题包括质量问题上与世界高等教育有一个时间差。马丁·特罗1973年就写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他对于西方高等教育发展的判断，我们今天看来是一种“马后炮”，但是它应该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马前课”。而我们只看到了这些理论在西方成功的结果，没有看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在高等教育的管理和实践当中，怎么避免“马后炮”与“马前课”这样一种矛盾的产生？西方的高等教育理论不是全部适用于中国，我们不应该全部照搬，但是它应该成为一种预警的理论。重视教育质量是一个时代的命题，而且是永恒的命题，谁轻视质量，谁就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谁就将被淘汰出局。 就高等教育质量这个话题来讲，我认为中国和国外的高等教育有理念上的时间差、管理水平上的时间差、制度上的时间差、机制上的时间差和技术上的时间差。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满打满算就是100多年，西方高等教育的历史已有近千年，由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的不同，导致了时间差。我们首先要承认高等教育管理水平、发展水平、成熟水平和世界的成熟大学相比还不在一个层面上。在高等教育的管理和众多问题上，中国的大学同样会有众多的时间差，这是由于中国的大学办学历史、发展水平、体制不同。但是，要提高管理水平和质量保障水平，一定要找到这个时间差，找到学校质量问题的核心所在。 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外延和内涵都比较宽泛，对高等教育质量概念截取的“横断面”不一样，那么对概念的理解以及外延和内涵的把握就不一样。我讲的这个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是宏观层面的，它不是人才培养质量，不是课堂教学质量，也不是教学方法的质量，而可理解为大学的整体管理水平和办学水平的质量，包括育人、科研、社会服务等。大学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学内部的管理水平，即当下人们称之的内部治理问题。说到底，提高大学的内部治理水平，就是提高大学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高等教育整体的质量保障。 当前，我国大学的内部治理制度和机制，主要是采用绩效管理的方式，即被人们称之为“工分制”的管理方式。在我国社会组织机构当中，什么组织最经常使用“工分制”？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当年的“生产队”。我曾经插过队，当过知青，对生产队的“工分制”非常熟悉。我们今天与会的学者，有来自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那我问一下：哪所高校没有采用绩效管理的方式？哪所高校没有采用“工分制”的管理方式？这是我提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除了中国的大学之外，世界其他国家的大学有没有使用这种“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方式？答案显而易见。因此，我的结论是：在当前创建“双一流”的进程中，如果我们的大学内部治理依然采用基于生产队“工分制”的管理模式，是难以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因为，大学的内部管理分为三个层次：一流大学的管理依靠学术文化；二流大学的管理依靠制度，如绩效管理制度，但不是生产队的“工分制”；三流大学的管理依靠行政权力。在今天，我国高校的学术权力正在逐渐上升，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但学术权力的“力度”还远远不够。我认为，基于“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模式是典型的“第一代大学”的发展特征，是大学不成熟的表现。理由如下： 第一，绩效管理的理论基础是20世纪30年代泰勒的管理理论，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企业管理效率。现在，西方企业已经很少使用绩效管理，即使依然在采用绩效管理，其使用的方法和范畴与我国大学的绩效管理完全是两回事。可是，我们的大学普遍还在用“工分制”的绩效管理，且使用到了极致，已经成为世界大学治理的一个“奇葩”。大学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组织，大学使用的管理理论应超前于企业的管理理论。如果大学继续使用“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方式，只能证明我们的大学正在丧失引领社会的作用，并且在管理的起点上已处于落后状态。 第二，泰勒的绩效管理理论有一个基本命题，它的内涵是把活生生的人当作“经济人”来看待。也就是说，大学里的学者都被当成“经济人”看待了。我们都很清楚，在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中，“经济人”假设是第一代管理理论，“社会人”假设是第二代管理理论，“文化人”假设是第三代管理理论。大学教师是“学术人”即文化人的职业，为什么不用文化人的管理理论来治理大学呢？应该承认，在一定历史时期，在大学中实施“工分制”的绩效管理，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和教师工作量的衡量。但是，把学者当成“经济人”，其逻辑起点是错误的。学术组织有其特殊性，大学的活动有其特殊性，尤其是与人才培养紧密相关的教学活动更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教学活动的成本投入和成果产出都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不能简单地将大学的活动，尤其是人才培养的活动当成商品去换算。当下，在国内大学当中，几乎大多数教师的工作量都是用“工分”来确定，并以此来确定薪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