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5年“双一流”政策发布以来，“学科”在中国大学建设中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政策的宗旨在于进一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在此过程中，“跨学科”或“学科交叉”成为无法回避的对象。20世纪中叶以来，知识生产中学科交叉趋势愈演愈烈，成为知识创新的重要力量。如何促进学科间知识的对话、交叉与融合，成为许多国家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成为我国“双一流”政策推进必须回应的主题。 不过，放眼全球，学科交叉蓬勃发展的同时，学科制度并未衰落，相反却呈现出稳定的态势。尽管跨学科研究中心在大学纷纷成立，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现代学科却依旧存在且持续地更新。经典学科及其所依托的组织基础——学系，依然是大学教学或科研最重要的组织基础。[1]此外，越来越多的跨学科领域纷纷成立学系，提供学位教育①，采用学科的方式发展自身。 这提示我们需要重新理解“学科”，重新理解“学科”与“跨学科”之间的关系。二者并非简单的先后关系与替代关系，更多是共存、叠加、相互丰富与共同发展的关系。学科交叉或跨学科领域是在既有的学科体系之下发展起来的，跨学科即学科间的分化与联系。因而，如何在学科分类体系及其制度安排下容纳跨学科的发展，关系到知识创造的活力以及未来的国际竞争力，这正是本文的关切所在。本研究无意于讨论某个学科或跨学科领域的具体发展，而是更多着眼于以学科为主体的整个知识分类体系。本文将在组织的视角下，剖析不同学科体系具有的特质及在此之下跨学科领域发展的制度空间，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促进跨学科的发展。 一、学科分类的社会基础 分类是构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法则。它既反映着社会关系与资源分配的结构，同时也凭借权力而投射到行动者的主观认知世界，成为社会运行的重要机制。20世纪初，涂尔干与莫斯在对原始社会的分类研究中指出，分类具有深刻的社会基础，类别及类别之间的关系都源于社会。[2]布迪厄继承且推进了涂尔干关于分类的看法。在他看来，分类及分类系统是场域内部资本分配格局的沉淀，这种沉淀既发生于场域内不同位置相对关系的重构，同时也植入场域内行动者认知的主观空间。分类及分类系统的创造和变动，无不牵涉着场域内资本分布和流动方向的重构。[3]沿着分类的社会视角，迪马吉奥(DiMaggio)在高雅文化的研究中指出，艺术的分类系统受创作所处的组织环境的影响。[4]概括而言，分类的社会学研究显示出任何分类系统都可从其社会根源进行分析。 受此启发，学科及学科间关系共同构成的知识分类系统，其形成不单纯是学术逻辑划分的结果，而是学术界内部和外部多种社会力量互动过程的历史产物，它具有一整套维持其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制度与组织基础。对学科/领域而言，推动其知识积累及类别化的社会力量可能来自宏观层面的社会变迁和市场需求[5]，也可能是学者出于知识创新观念的驱使及发展前景等方面的考虑，开辟新的领地进行知识生产[6]，但其中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是学界内部一整套关于知识的组织安排与制度规则。无论是学界外部或宏观层面的力量(动力或阻力)，抑或是微观层面上学者出于知识创新的潜力判断或其他资源竞争而采取的策略性知识行动，都需要转化为学界内部的资源结构才可能在大范围内推动某个领域的发展，进而调整或改变既有的知识分类。 作为知识分类，学科/知识领域具有二重性。它既是高深知识分化后形成的知识类别，同时也指围绕着知识而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安排。前者侧重于知识属性及其结构，学科或领域的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及其他研究成果组成某种脉络化的结构，并逐渐沉淀为合法的知识类别。后者侧重于支撑知识生产的整套组织制度与资源结构，如大学内的院系组织、教学专业与学位制度、专业研究人员及其评价与激励机制、学术期刊及其他交流网络，等等。本文将这两个方面分别称为学科的“知识结构”和“社会建制”，此二者共同构成学科或某类高度制度化的知识领域，某个知识类别并不能仅仅被还原为知识所形成的结构及其边界，也不能简单被还原为一套社会建制，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学科/领域的知识结构与社会建制之间，存在着共同演化与互构的关系。只有在现代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中拥有一定的社会建制，某类知识才可能得到稳定的发展，围绕某类知识的社会建制的形成、稳定及发展，又有赖于知识在创新、社会服务等方面的价值与合法性。福柯达(Fourcade)和库鲁那(Khurana)对美国金融学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该领域的合法性与商学院的生存发展如何互生互构。商学院为了自身发展，积极地将经济学引入商科研究，进而发展出金融学，这反过来进一步确立了商学院的合法性。[7]在此过程中，商学院成为金融学的组织阵地，同时也成为经济学与商业研究融合的重要空间。 知识结构与社会建制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社会建制应尽量顺应知识的发展趋势。高深知识分类系统的一大特点在于每一学科/领域总是或多或少地处于与其他学科/领域交叉或重叠的关系网络中。与封闭隔绝相比，开放与相连构成学术知识分类的重要特征，这将对组织方式和制度安排提出相应的要求。在崇尚知识横向交叉的时代，与知识创造相关的社会建制也尽可能具有弹性，以利于知识的交流与融合。学科间物质资源的分配结构和社会建制，将对学科知识之间是交叉还是区隔产生影响。在不同的学术体制下，针对学术组织、教学专业、专业期刊等社会建制的制度规定也各自相异，因而在不同的国家中，学科间的关系存有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