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改革思想是他具有现代观念和现代意识的标志之一，其特点是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的心路历程，表达了整个民族渴望富强、摆脱困境，置身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的伟大心声，同时，也极为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对于中国社会改革所提出的历史要求。毫无疑问，从思想文化角度，探讨鲁迅的改革思想，对于整体地认识和把握他的思想发展规律和特征，揭示出它在近代中国现代化历史和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1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实行门户开放。西方文化思潮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潮水般地涌入古老的中国大地，中西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大碰撞和大交汇，整个中国也由此而置于世界性的冲突之中。在中西文化冲突导致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全面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先进的中国人”都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把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目光投向了西方，试图在西方文化中找到解决近代中国危机的药方。如以魏源、梁启超、康有为、严复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就提出了“学习西方”的主张。然而，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倡导学习西方风气之始，由于未能完成自身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转换，其指导思想却仍然是传统的“尧舜之治”的翻版，即“师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并非真正地、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住了西方文化的精神实质。因此，在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那里，学习西方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基点，也仍然是希求吸收近代西方文化中那些能够使传统文化回归到鼎盛时代中去的东西，或仍然是凭借着传统的优势心态去消融西方文化，而不是一种自觉地走向世界，并大胆地与西方抗争的信念和决心。尤其是在近代中西文化大冲突的历史背景中，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也往往局限在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简单类比之中，反复争执于“西学——右学”、“道——器”、“体——用”等主次之分，缺少从总体的超越位置上来将中西文化冲突置于整个世界和整个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主流中进行充分论证的勇气与胆识，从而最终只能在一些传统的观念范围内同义反复，以至于在中西文化冲突中，无法对西方的全方位挑战，作出真正的、全面的和强有力的反应，其改革的思想主张也显得零乱破碎，缺乏整体改革意识。 作为第二代“先进的中国人”的杰出代表，鲁迅在受到近代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过程中，率先完成了自身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转换。这样，在向西方学习当中，鲁迅的价值取向和心理基点就不同于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即他不是将近代西方文化导向与传统文化认同，而是希求在“矫19世纪文明”当中，使整个中国步入“当必沉邃庄严”的“20世纪文明”[1]中去。与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相比，鲁迅不再在所谓“西学与中学”、“道与器”、“体与用”之类的传统概念中去反复论证，而是自觉地去面对中国置于世界性冲突的严峻现实，探究西方文化全部的逻辑结构和历史过程，并从中发掘出能够迅速改变落后中国的新的文化机制，选择其为传统文化所不拥有的新因子，以便在使整个中华民族日益强盛的前提下，重新认识传统，认识西方，争取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去迎接“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2]因此，尽管鲁迅在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受到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的思想影响，甚至还有着师生的承继关系，但是，鲁迅由此所形成的改革思想，则要比第一代“先进的中国人”更为鲜明，更为深刻，也更为全面。 在鲁迅看来，面对着“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3]式的近代中国社会现实，必须要具有一种整体的改革思想，即不能只仅仅着眼于局部的变动，局部的改造，而应该着眼于整体的变革、整体的改造。[4]鲁迅选择了以思想文化观念变革为突破口，从中确立了他的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灵魂的改革思想。鲁迅认为，观念的变革是寻求人的解放，尤其是人的精神解放，乃至寻求整个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根本性前提。由此他提出了“立人”的思想文化主张：“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5]“立人”，实际上也就是要使大多数受封建专制压迫还仍然处在愚昧、麻木和不觉悟状态的国民，从昏睡中觉醒和觉悟起来，获得自身的独立和解放，进而能够大胆地、自觉地走向世界。鲁迅曾明确地指出：“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6]显然，鲁迅的意思非常明确，一是首先要获得人的解放与独立，二是获得解放与独立的人，必须大胆地、自觉地走向世界，汇入“世界人”的行列，“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并具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7]因此，鲁迅由“立人”——寻求人的观念变革到寻求人的解放、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三位一体的整体改革思想，就深深包含着走向世界，汇入世界发展主流的命题。鲁迅深刻地认识到，近代中国要真正地摆脱贫困和落后挨打的局面，希望在于改革，在于走向世界，尤其是在于被世界唤醒和激励的中国人。很明显，鲁迅的这种改革思想的生成，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是独具一格的，并对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的透辟认识，鲁迅在“立人”的思想层面上所确立的改革思路，就试图在总体的超越位置上来选择以反思传统文化观念为突破口，首先是要谋求对制约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机制，进行整体的改革。具体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对待中国历史的认识和改革方面，鲁迅指出，满页都写着“仁义道德”的中国历史，却只不过是“吃人”的历史[8]。当然，“吃人”只是形象的说法，其实质则是深刻地指出了传统文化扼杀人性的罪恶历史特征。在《灯下漫笔》、《论睁了眼看》等文章中，鲁迅深刻地剖析了这种“吃人”历史的具体表现特征，并在小说《狂人日记》里予以生动逼真的再现。在鲁迅看来，“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9]为此，他认定整个中国的历史只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中循环。[10]针对中国历史的这种特点，鲁迅为打破这一“超稳定”结构的循环历史，提出了建立“人国”的改革思想。他指出，从思想文化观念的变革入手，建构以“人”为中心，以科学和民主思想为基本特征的高度自觉性的主体文化体系，使整个国民获得独立、自由的人格意识，这样“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11]确立建立“人国”的改革思想，鲁迅的理想是要“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12]——一个有异于封建专制“吃人”历史的崭新的“人”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