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反封建（包括思想体系意义上的封建主义和社会形态意义上的封建制度，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所有封建文化），这是事实。不过，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反封建方面始终认识不一，其中就有这样几种似是而非的看法：一是中国的反封建不如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封建做得彻底；二是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因此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难在于总要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去“补”这个阶段的“课”；三是中国实行的是一种封建社会主义。其实这三种看法统统都是误解。 事实是：一、反封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须任务，而且它所反的封建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反的封建在性质和模式上都是不一样的；二、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形态的一种选择模式，它完全不必需以本国的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为其自身的成立前提；三、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政党，它事实上已经在中国建立了以反封建为其成立前提（之一）的社会主义。 不同的反封建 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中国的“封建主义”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西文来翻译。现在用的feudalism一词，主要是一个政治用语，指中古时期欧洲贵族或庄园主与其领地中的男性属民的一种政治（乃至法律）关系：后者须为前者服兵役及其他劳役，以换取对前者的土地的使用，以及在自然灾害和兵匪袭扰时前者对他们的保护。feudalism的另一个延伸含义，指各种寡头政治制度。总之，基本上不具有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含义。 的确，feudality有封地、采邑、诸侯、贵族等含义。然而，这种社会结构并不和中国的中世封建社会结构相同，而仅仅部分类似于中国先秦时代的“分封制”。实际上，欧洲的封建社会基本上就是 在某种分封的意义上成立的，而分封(enfeoff)在欧洲是一个法律用语，除了指“赐以封地”、“授以采邑”，更指“让渡”。相比之下，中国虽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倒是得到了“充分发展”的。 分封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封建制，至迟在周武王时代开始形成。当时是指周族君王分封国家，其封建系统中的等级标准有公、侯、伯、子、男五类。就国君的出身来分类，主要有三种情况，即先代君王的后裔、同姓、功臣之后嗣。分封在此纯粹是一种政治结构，天子主要靠巡狩和朝见来维持中央与各封国的关系，并依各封国的政绩给以奖罚。在分封制时期，土地是公有的，但由贵族掌握，其奴隶也是为公的；稍后兴起的工商奴隶主的奴隶则为私有或私属。天子把土地分授给卿大夫，卿大夫再分授于士。有土地的各级贵族形成大小采邑，在其领地上劳作的大半是他们的奴隶。采邑规模的大小，是依被分封者的政绩状况、与中央权力的利害关系、与天子本人的亲疏血缘来决定，而与采邑的经济经营好坏并无关系。整个说来，分封制时期经济结构是从属于政治结构的，当中央权力完全不能达到和控制各封国时，古代封建制便瓦解了，取而代之的，就是由秦代统一完成的郡县制。 古代分封制过渡到中世封建制的含义，在于形成了由地主与农民构成主要经济关系的封建社会。春秋时期，土地成为争夺对象，除了武力征占，还有买卖兼并。在土地向不同身份的人手里集中的过程中，掌握了土地的士大多是从经济上把自己变成了地主而不是奴隶主，而在政治上他们则多是平民，而不是贵族。地主与工商阶级在战国时期对土地的兼并买卖已十分普遍，而由此造成的贫富两极，则是建立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的。因此，尽管到了三国六朝时代，士族地主和庶族地主的分化才十分明显（此现象到中唐开始转变），但在土地私有制意义上的地主对佃客（不具有人身依附性质的农民）的封建经济剥削却是在秦代已开始确立了。这种封建经济结构直到清末乃至民国时期都基本如此，只是层次更丰密。 上述中国历史上由政治结构的分封制向经济结构（当然与此相适应的是寡头政治体制）的封建制度的过渡，在欧洲中世纪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形态中都不曾有过。在欧洲的封建社会中，不借助外力而直接走上现代化进程（经由资产阶级政治变革）的国家，以英国和法国为典型代表。英国最早是由贵族和国王的政治斗争而提出“自由”要求的，即明确贵族与国王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其结果就是大宪章(1215)和议会。这两项结果，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调整后的经济结构，即国王必须在同贵族协商（协商即议会的本义）之后才能征税。这种结果，使平民资产阶级在反抗王权专制时有了现成的依据和方式。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根本不存在什么“彻底”的反封建，而是封建社会权力内部的改革适应了新的经济结构。从17世纪中期短暂的内战以后，经过四十年后的“光荣革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的政治现代化都是在执政者不断地和平改革中逐渐完成的，并由此保证了经济现代化的稳步发展。法国虽是用革命的手段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对国王和贵族专制政权的替代，但同样也不存在什么“彻底”的反封建。相反，自巴黎公社之后，法国也不再有激烈的暴力冲突，政治现代化同样以改革的方式逐渐完成，比如妇女的选举权直到1945年才实现。 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封建”也多和中国不一样。德国和意大利是借助外力（先是拿破仑，后是两次世界大战）由贵族专制转向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包括民族统一）的；北欧（瑞典、丹麦、挪威、芬兰）和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都是伴随着民族独立，由统治者自上而下的改革逐步实行政治现代化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则是英国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在其殖民地的逐步推行和建立（而且除了美国，这种推行和建立是以和平的方式由殖民地和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共同完成的）。在这些国家中，甚至不存在专门的、或者说作为革命主要内容的“反封建”。至于西班牙、葡萄牙，还有日本这些“西方”国家，甚至是在保留着相当多的封建专制因素的情况下进行着资产阶级政治现代化的——直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