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8日，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局第73次会议决议，南京国民政府在丁家桥前江苏省会议厅举行了成立典礼，这标志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 为了维持这一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尤其在财政方面制定了许多有关政策，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评述。 一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全国经济十分混乱，逼使南京国民政府从建立开始，便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尽快着手整顿财政、税收、金融等，以便增加收入，建立物质基础，稳定其统治秩序。在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于1928年6月27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经济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中央和各省政府的财政官员45人外，还邀请了70多名中国著名银行家和财政专家参加，着重咨询对整顿财政金融及发展工商贸易等方面意见。同年7月1日，又在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财政会议，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官员参加，主要讨论如何整顿财政、税收与债务等方面问题。这两次会议，虽然都是咨询性会议，没有做出决定的议案，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建议案。这些议案被同年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所接受，并同时通过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顿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决议案》。这一决议案实为国民政府初建时期财政政策的总方针。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整顿金融，建立国家金融体系。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为控制全国经济命脉，授意尽快建立国家金融体制，有计划地筹建中央银行。 早在1924年，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曾在广州创设中央银行。北伐期间在汉口设立中央银行分行，为北伐战争筹集资金起过重要作用。 1927年10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制定《中央银行条例》19条明确规定“中央银行为特定国家银行，在国内为最高之金融机关，由国家集资经营之。”次年10月5日，《中央银行条例》经国民政府修订为20条，并由国民政府出资国币2000万元，于11月1日成立，总行设于上海。该行享有发行钞票、代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之特权。总行设九人理事会，司立法之责；设七人监事会，司监察之责。行政权由总裁副总裁执行，使立法、监察、行政三权分立。总裁之下设发行、业务二局。发行对于业务完全独立，若无法定的准备金，不得滥发一纸。第一任总裁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他在中央银行开幕式上宣称：“创设中央银行目的有三：统一国家的币制；统一全国之金库；调剂国内之金融。”[①] 中央银行成立后，即凭籍其政治特权，不断扩充势力。1930年2月因海关进口税改称关金，办理外债收支，并在伦敦、纽约两地开立帐户，代替政府处理国外商务。同年5月，国民政府又授权中央银行管理金银输出。次年8月又设立汇况局，专司外汇及黄金进出口业务，截止1933年11月，中央银行在全国各地设立分支行及办事处计33个。 中央银行的业务发展极为迅速，以1933年末同1928年末的数字比较，资产负债额约增加8倍，钞票发行额增加7倍，存款额增加15倍以上，放款数目增加约35倍，纯益为75倍，公积金（与1930年末相比）增加15倍。1933年末，中国重要银行28家，其中纯益和实际资本金的百分率平均为15.42%，而中央银行纯益和实际资本之比则为53.67%。[②] 尽管中央银行的业务发展很快，但因其资本额只有2000万元，在发行钞票和存放款的绝对数目方面还低于中国、交通两行，远未达到控制全国金融的目的，因此国民政府一直企图增加中央银行资本，加强其垄断地位。 1934年4月，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提议，因中央银行“近年业务迈进，建树繁多，效能之发展益速，资金之用途自广”，而“原有资本两千万元，不敷支配”，遂将资本增至一亿元，从而使中央银行资本一跃而为国内银行之首。[③] 1935年5月23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中央银行法》七章三十条，同时宣布废止原中央银行条例。增资后的中央银行下设业务、发行、国库三局以及秘书、稽核、经济研究3处。1935年10月，又奉令调拔资本1000万元，成立中央信托局，办理购料、储蓄、信托、保险诸事宜。币制改革以后，中央银行与中国、交通银行所发钞票被指定为法币，因之发行额又迅速增加，势力急剧扩展。此时中央银行除代理国库经付债券本息、经收关税、盐税、债税、印花涸酒各税外，还负责管理外汇，并代理财政部经收所得税。至1936年底，中央银行设于各地的分行及办事处计达45处，触角遍于全国，其影响亦深入内地。 中央银行在抗战前的发展情况列表如下：[④]（单位：元）
（二）整理财政、健全财政机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根据国民党中央的财政经济方针，即着手组织财政经济行政管理机构，在行政院下设财政、实业、交通、铁道等部，分别主管国家财政、税收、工业、矿产、农业、商业以及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等事业。至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已通过各项财政立法，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财政管理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