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和政治演进受到对外关系的极大制约，晚清以降的历届中国政府无不在对外政策上煞费周章。因此，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分析与探讨颇具重要性。本文重点考察南京政府建立初期的对外政策，对其渊源、表现、得失及影响作一剖析。 一、列强对华政策与南京政府的建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掀起了民族民主革命高潮，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展，帝国主义预感到它们的在华权益受到威胁，于是直接对中国革命进行破坏，它们采取各种手段，恫吓、讹诈、收买拉拢、分化瓦解，以至武装干涉，无所不用其极。1926年9月，英国制造了炮轰万县的惨案，并蛮横地声称：“中国政府若无制止中国军队暴行之能力，英国只有采取自由行动。”[①]当中国人民于1927年初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后，伦敦感到其在华“主动权”确已动摇，外相张伯伦在议会中声称：“英国不准备被挤出中国。”[②]因此，英国急切地打算用封锁、炮击和军事占领等手段扑灭中国革命。 美国处于20年代“繁荣”期，力图向中国和远东扩张，为使其“门户开放”政策得以顺利推行，美国一度与英国合作干涉中国革命。1927年初，美驻华公使马慕瑞呼吁：“如果现在采取果断行动，尚能使中国不变为反对包含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敌对的苏俄代理人。如局势不如此坚决对付，将意味西方在远东势力和权益的垮台。”[③] 日本当时处于经济慢性萧条之中，币原喜重郎外相决心扭转日本经济困局，因此标榜“国际协调外交”，在对华政策上尽可能避免采取高压政策。币原外交追求的依然是实现既定的大陆政策，只不过手段变了。币原所以反对高压而主张分化策略，主要是他掌握了革命营垒内部分裂的确切情报。1927年1月8日，币原派到中国的日本条约局长佐分利贞男向外相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与武汉共产党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④]币原认为拉拢蒋这个反共主义者，利用他扑灭江南的革命烈火，不但可保日本在上海和长江一带的经济利益，还能免除其在华北和“满蒙”的特殊权益受到革命的冲击。 这时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华政策，侧重点各有不同，破坏中国革命的目的却是一致的。因此，符合这一目的的手段，他们都是支持的。1927年1月，在英国鼓动下，英、美、日决定派四、五千军队到上海，军舰数十艘集中在上海和长江沿岸，进行武力恫吓。同时，帝国主义又摇动橄榄枝，分化革命阵线，以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让步为诱饵，引诱国民党内部所谓“稳健派”镇压人民革命，走上与其妥协的道路。1926年底和1927年初，英、日、美先后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虚伪地表示“尊重保全中国之主权及领土，对于中国之内乱，严守绝对不干涉主义”；[⑤]对于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予以同情而加以谅解”；[⑥]“希望中国团结独立和繁荣”，“希望我们在华条约中所规定的关税控制和治外法权尽早放弃。”[⑦]帝国主义软硬兼施，企图扑灭中国革命。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克南京，英美军舰悍然炮击南京城，日本军舰没有参加炮击。蒋介石到南京后，即派杨杰向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表示“歉意”，并解释说：此次事件是共产党所为，“无论如何请你们宽恕。……善后措施愿以诚意交涉。”[⑧]日本外相把这一消息通知英美，告诫说：“任何强国目前采取强硬手段都是个错误。因为这只会有助于蒋介石的敌人，使广东人中的过激分子取得对广东政府和军队的控制权。”[⑨]3月26日，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会晤了蒋先期派到上海的黄郛，矢田要黄告诉蒋：列强就南京事件准备向蒋提出四项条件，希望蒋“应采取主动。”矢田警告说：如蒋不能“维持秩序”和“镇压暴行”，就意味着“他和国民（革命）军的末日到来”。[⑩]28日，蒋接受矢田“劝告”，宣布：决不以武力改变租界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表示要镇压一切不规则举动，沪地治安可保无虑。并对南京事件表示歉意，保证“决不使其扩大”，并承担全部责任。(11) 当时英美并不深知蒋的底细，对南京事件都主张采取强硬手段。英使蓝普森力主警告蒋介石接受四条件；美使马慕瑞认为蒋是一个俄国控制下的极不可靠的领导人。矢田会见蒋介石，告知英美态度，促他下手镇压共产党，蒋表示接受。在日本斡旋下，英美暂缓了武力干涉政策，转而注重分化政策。蒋介石日渐得到帝国主义的谅解与支持。 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害怕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把反共反工农态度日趋明朗的蒋介石集团看成其利益的代表者和保护者。蒋介石也需要资产阶级的支持，3月28日，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公开保证：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希望上海商界“此后仍以协助为期”。(12)上海的资产阶级也站在了蒋介石一边。 这样，蒋介石在帝国主义敦促和资产阶级支持下，于4月12日发动反革命事变，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宣布“国民政府”成立。 南京政府成立时，蒋介石对其前途颇为担忧。他在南京阅兵典礼的训话中即表露了这种心境，他说：“我们革命的环境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南京地位，处在上海汉口之间，上海是各帝国主义者的根据地，时用强硬的手段压迫我们；汉口现在被共产党所占据，勾结了赤色帝国主义者来捣乱我们的后方；……而奉鲁军阀又时时向我们进攻。”(13)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为巩固其统治，决定对内镇压人民革命，对外与帝国主义妥协。这个政策完全背弃了国民党“一大”和“二大”的革命精神，必然会遭到人民反对。因此一开始，在公开场合，蒋介石不敢完全丢弃反帝旗帜，要用以为遮羞布，欺骗人民。他玩弄两面手法，一面口头上讲反帝，一面却与帝国主义谋妥协，以得到帝国主义支持。帝国主义看在眼里，进一步加强武装恫吓和分化利诱双管齐下的两面政策，亦打赤拉，迫使蒋完全就范。大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以赞助蒋介石南京政府为条件，鼓动蒋反共，镇压工农运动。而反共反人民自然要倒向帝国主义。南京政府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建立的，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继续推行国民党的革命对外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