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是我国知识界首次以现代化为题展开的一次探讨。长期以来，由于中国现代思想史多偏重于政治、文化思想的研究，忽视了现代化思想的探讨，因而这次现代化讨论也随之湮没，不见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有关专著。笔者不揣浅陋，就这场现代化讨论予以评述。 一、现代化讨论的缘起 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既有当时国内外社会经济巨变的历史背景，又有现代化理论演变的思想渊源。 1.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重大进展，两者适成强烈反差，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知识界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种现代化模式的评判、选择、取舍，从而诱发了这场现代化讨论。 当时各大报刊如《申报月刊》、《东方杂志》、《国闻周报》、《大公报》、《生活》等竞先刊登有关经济危机、苏联建设成就的文章。一时间，人们竟以谈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为时髦。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窥见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现代化的思想转折：从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到认同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比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则后者之不及前者，证明目下资本主义国之老衰，与社会主义国之生气蓬勃，确无置疑之处。”因而强烈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能够早一天到一个新形式的组织（社会主义），便早一天好”(1)。但是，“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一个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又实现这方式的步骤怎样？”(2)这在当时的思想界并未形成共识，因而也就成为这场现代化讨论所要回答的主要内容。 2.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也是知识界对30年代初国内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经济危机的一种意识回应，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救国之心。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迅即占领东北；尔后又将侵略魔爪伸向热河、察哈尔、长城沿线，不断制造事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与民族危机接踵而至的是30年代初中国又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由于国民党政府保护大地主利益，广大农村土地兼并剧烈，加之苛捐杂税、天灾战乱，造成中国农村经济大破产。“农民破产之普遍，痛苦之深刻，实为近古以来所未有”(3)。中国民族工业亦陷窘境。1930年冬，上海106家丝厂，停业者达70家；无锡丝厂70家中，停业者约40家。“丝业之衰败，为数十年所罕见”(4)。棉纱厂也不景气，“纱布愈贱，愈无销路”(5)。 目睹时艰，中国知识分子无不痛入心肺。《申报月刊》编辑提出了一个痛苦而又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肇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如此步履艰难，“到了现在，竟然国民经济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展一筹的地步”呢？！他们觉得“中国若于生产方面，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进展，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陶汰、万劫不复的厄运”(6)。沉重的危机促使他们发起了这场现代化讨论，以便“以各家对此问题的意见为药石，刺激并救治一大部分向来漠视中国经济危机的麻木心理”(7)。 3.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也是中国现代化思想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 在“五四”时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影响，中国思想界发生重大变化，主要有三种倾向：一种是“俄化”派，以陈独秀为代表，从西欧文明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8)。从而告别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而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求索，“走俄国人的路”即其主张。一种是“西化”派，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仍迷恋于西方文明，继续鼓吹西洋文明“是真正理想主义的文明”(9)。一种是“东方文化”派，既反对社会主义新文明，也反对资本主义文明，而主张回归、复兴中国固有之文明。梁启超旅欧看到西方“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便欲请出孔、老、墨三位大圣，去拯救西方文明。这种“以中补西”论即是以重新“孔化”来代替“欧化”(10)。而梁漱溟则发挥了梁启超的这一思想，首开儒学现代化转换之先河，以文化多元的宏阔视野昭示了最近未来将为“中国化复兴”，将来继之以“印度化复兴”的瑰丽图景(11)。“俄化”派、“西化”派、“东方文化”派互相论战，具体表现在20年代初关于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来开发实业的论战，以及影响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从五四到2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界主要从文化领域探求中国现代化的出路。 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反差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强化了五四后批判资本主义文明、讴歌社会主义文明的思想倾向，并且进一步把中国现代化的探求从文化领域延伸到经济领域。之所以有这一延伸，主要是因为“九·一八”后带来的深重国难与国民经济危机，使知识分子把救亡图强摆在首位：如何提高国防力与经济力，成为现代化追求的首要目标。“国家强弱的问题，应当与文化高低的问题分开。一个国家强，不必定文化高；一个国家弱，不必定文化劣”(12)。文化的现代化变革在火烧眉毛的救亡面前显得无足轻重。某种程度上，为了凝聚全民族救亡力量还须向传统文化复归。中国现代化思想的发展，不仅表现在探求现代化领域的转变，而且还表现在这时已提出“现代化”概念来代替以往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西化”或“欧化”。1927年柳克述著《新土耳其》一书，已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并提。1929年胡适在《文化的冲突》中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即“Whole heanted modernization”(13)。而该词大规模披之于报端的则是在1933年7月《申报月刊》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特辑。但须指出，胡适与《申报》所使用的“现代化”概念，内涵有别：前者侧重于政治、文化上的理解——“中国必须充分接受现代文明，特别是科学、技术与民主”(14)，而后者注重于经济上的把握——现代化“最主要的意义，当然是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之提高”(15)。这也恰好吻合了30年代初知识界探讨现代化视角从文化到经济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