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问题，是日本西安事变史研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几十年来，日本学者曾查考大量中外资料加以研究，希图寻求到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问题的真蒂，然而，收效甚微，以致使这个问题成了日本西安事变史研究中的“岩礁”。 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有关西安事变的档案史料也不断公布，这就为日本学者研究这个问题提供了可能性。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出版了一批较有深度的研究著作，安藤正士先生发表在《近代中国研究汇报》1993年第15号上的《西安事变与中国共产党——政策决定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述之一。该文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同志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伟大贡献的同时，对张闻天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历史作用作了高度的评价与称赞。安藤正士在文章中指出，西安事变发生后第二天，即1936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张闻天的住处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就西安事变的意义、形势估计和如何处置蒋介石等三个问题作了报告，与会者就这三个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张闻天在前后的发言中指出，“第一，政治形势很紧张，不断发生全国性的政治问题，在抗日问题上表现最大的问题就是民族妥协派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总要发生一种突变。第二，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①]张闻天根据这一判断，明确提出：要“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②]上去的方针。在策略上，张闻天主张，“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在政治上，“采取进攻”[③]。 安藤正士的文章说，从张闻天的上述发言可以看出，张闻天的主张是从建立包括国民政府在内的全中国规模的抗日统一战线出发的。他的主张概括起来有两层意义：一是中国共产党要准备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全中国的正统政府；二是要承认蒋介石为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安藤说，在13日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上，张闻天、博古、凯丰还对张国焘提出的打倒南京政府，建立以西安为中心的抗日政权的思想提出了批评。 总之，中共中央1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争取南京政府抗日方面取得了一致意见，而张闻天的发言则为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定下了基调。 安藤的文章说，西安事变发生6天之后，中共中央在12月19日又召开了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于当日公开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同时，张闻天为全党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张闻天在这份“指示”中，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前途等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与阐述。张闻天指出，这次（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为了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进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④]但是，“这一发动采取了多少军事阴谋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及其主要将领，以致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而造成了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的可能。因此，这一发动又妨碍了全国反日力量的团结。”[⑤]安藤说，在这里，张闻天对过去有人提出的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起义”的思想进行了纠正；关于西安事变的前途，张闻天指出，有发生大规模内战和停止内战进行抗日的两种可能性，即：“（一）或者由于这一发动使内战爆发，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观上与客观上走向亲日，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以改造成了日寇侵略的顺利条件。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掠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二）或者由于这一发动结束了‘剿共’的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实现，使全国的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反而更迅速地实际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⑥]为了实现这第二个前途，中国共产党应该“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⑦]问题。安藤说，由此可见，张闻天在“指示”中对包括蒋介石的处置问题在内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非常明确的。 安藤正士说，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如何看待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是一个难点问题。张闻天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是很有远见的，第一，张闻天强调不取反蒋立场，不能恢复反蒋立场；第二，张闻天确信，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不可能转到完全降日反共的政策上去；第三，张闻天明确表示，我们应以抗日为中心，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第四，张闻天提倡避开南京的“拥蒋潮流”，而采取和平调解的策略；第五，张闻天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不主张人为地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而主张“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假如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那么，南京政府就无所谓“正统”与“不正统”了。由此可见，在西安事变发生后，张闻天在对客观形势的把握上是非常机敏、非常冷静的。当时张闻天作为中国共产党总负责人在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应该给予充分评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