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发生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国青运史上极其惨痛的一页，无论对党和国家，还是对青年一代的成长，它都是一幕历史悲剧。正确认识这场特殊青年运动的性质，对深刻认识“文化大革命”，总结青年运动的教训，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红卫兵运动是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的青年运动。 由于党的领袖毛泽东，对阶级矛盾和党内矛盾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并错误地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来解决这些矛盾。而要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首先需要寻找运动的先锋力量，青年学生天真、单纯、好冲动，又有浓厚的政治热情和天不怕地不怕的闯劲。毛泽东看中了青年学生的这些特点，一手发动了作为“文革”先导的红卫兵运动。 1966年夏，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学校后，混乱的局势基本得到了控制。但此时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明确表示反对工作组，支持学生“造反”，并解散了工作组，使学生的“造反”风愈刮愈猛。当时，红卫兵组织还处于秘密的状态，毛泽东却在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未正式发出），支持他们的组织和言行。几天后，他又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布了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再次对中央和地方一些领导同志向大中学校派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指责。这两份并不太长的文字对红卫兵运动的产生起到了极大的刺激作用，它表明毛泽东公开支持尚处于秘密状态的红卫兵组织，赞同红卫兵的造反武器——大字报，同时也表明他鼓励学生反“走资派”的态度。这之后，老红卫兵组织由秘密转为公开，新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紧接着，毛泽东又在天安门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总共达1100万人次，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场面之隆重壮观为古今中外之罕见。通过这8次接见，加剧了红卫兵对领袖的崇拜心理，肯定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和大串联的形式。从此，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四面八方涌入北京，北京的红卫兵也成群结队地奔向全国各地，在南来北往、东呼西应的大串联中，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兴起来了。 红卫兵运动也是被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的政治工具。以康生、陈伯达、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了达到打倒老干部、篡党夺权的目的，不择手段地利用狂热而幼稚的红卫兵。 中央文革小组利用红卫兵运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利用红卫兵反工作组，搅乱局势。1966年7月，当工作组和“造反”学生对峙的时候，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北京各高校频频活动，煽动学生反对工作组。例如康生在接见十几个院校的学生代表时煽动他们不要怕乱，要踢开工作组闹革命，陈伯达派人去清华大学探望被关押的蒯大富，表示对他反工作组行为的支持；江青竭力赞扬北大学生的“革命热情”，并声称自己站在他们一边。这些言行，使本来已经稳定的局势急剧恶化，最终失去了控制。二是利用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打倒老干部，乱中夺权。例如江青挑动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冲击地质部，张春桥鼓动蒯大富“打倒刘少奇”，戚本禹煽动重庆红卫兵反对重庆市委等等。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煽动和蛊惑，红卫兵掀起了揪“走资派”和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的狂潮，许多老干部被批斗、打倒，备受折磨，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机关完全失去了功能，陷于瘫痪之中。 第二，红卫兵运动是对中国青年运动优良传统的扭曲和反动。 现代中国的青年运动，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如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革命运动中的先锋模范作用等等。而发生在60年代的红卫兵运动，却完全扭曲和背离了这些传统。 红卫兵运动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的扭曲，主要表现为浓烈的盲目排外情绪。红卫兵宣称：“我们不但要登上国内政治舞台大演造反剧，还要杀到国际舞台上，大演造反剧”，“不要和平共处，就是要好战”。在这种极端思想的指导下，红卫兵对一些外国人和外国驻华机构采取了激烈的过火行为。1966年，红卫兵强行将在北京的8个英国修女驱逐出境，接着又强行爬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1967年8月，红卫兵不顾军警的阻拦，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个时期，我国和一些国家的关系本来就很紧张，红卫兵的过火行为更加剧了这种紧张，使我国的外交工作陷入了严重的被动局面。 红卫兵运动反对封建主义的扭曲和变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文化遗产和封建主义混为一谈。红卫兵从学校冲向社会的第一个惊人之举就是破“四旧”，把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统统当作封建主义毒素加以“横扫”，大批文化典籍在他们手中化为灰烬，众多的文化古迹被他们破坏得面目全非。二是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又助长了某些封建主义因素。个人崇拜是封建制度的产物，红卫兵运动却助长了它的死灰复燃；血统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理论毒素之一，红卫兵们却把它当成精神武器。反对封建主义又助长了某些封建因素，这正是红卫兵运动的可悲之处。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革命的先锋，是现代青年运动的又一优良传统和正确方向。在红卫兵运动中，这个传统也被扭曲了。红卫兵运动在“文革”中同工农的结合和“先锋”作用，却造成了工农业生产的大破坏和历史的倒退。千万支红卫兵队伍到全国各地“大串联”，把运动的“火种”撒向工厂、农村，干扰了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也进一步加剧了“文革”形势的混乱。同时，红卫兵组织在同工农群众组织的结合过程中，插手干预工农群众组织的内部事务，激化了工农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冲突，一些红卫兵组织本身也长期和工农群众组织处于对立之中。此外，“文革”中的许多坏风气都是肇始于红卫兵组织然后影响到工农群众组织的。最早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是红卫兵组织，最早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是红卫兵组织，最早开派性斗争先例的也是红卫兵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