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14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同举办了南京大屠杀史学术研讨会，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研讨，并对国内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评估。 八十年代初期，随着日本否认侵略，美化战争，发生教科书事件，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纷纷起来控诉日军的暴行。据南京市调查，当时健在的幸存者、目击者一千七百余人，他们都提供了血泪斑斑的证词。同时，大量的历史档案被发掘出来，其中包括原日军中佐太田寿男1954年在抚顺受审时关于处理尸体的交代。他在交代中说：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毁尸灭迹的部分就达15万具。日本也发现了参与血洗南京的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中将师团长的阵中日记，其中叙述了日军在南京暴行之前，就决定屠杀俘虏的方针，并叙述了十六师团大量屠杀俘虏的情况。这些，都为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 1984年，南京市政府建立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集中各方面的力量，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198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198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1985年），成为当时揭露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内容最为完整的系列丛书。 自此以后直到现在，在差不多十年时间中，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又不断发现，其中主要的有：1990年在德国档案馆波茨坦分馆发现的原德国驻华使馆文书，其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包括当时留在南京的德国外交官、西门子洋行经理、英国记者、美国牧师目睹的日军暴行，共一百九十余页。这些文书，已由邢桂敏等译出，刊登在《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二期上。1991年在美国发现了当时留在南京的马吉（J.G.Magee）牧师避开日军耳目摄制的日军暴行记录片。这部纪录片长达半个多小时，为迄今保存的南京大屠杀唯一的原始动态画面。还发现了当时留在南京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校长的魏特琳（Minnie Vautrin）女士的日记、鼓楼医院医生威尔逊（Robert O.Wilson）的日记和担任南京国际安全区副总干事的费吴生（George Fitch）的日记和书信，他们都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的烧、杀、淫、掠等暴行，特别是1994年在美国解密的日本电报中，发现了日军在南京等地屠杀三十万人的内容，其表述为：“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的暴行……不少于三十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这份电报是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给日本驻华盛顿使馆的，发报人是当时的外务大臣广田弘毅。还有在日本满铁档案中发现的有关材料，其中关于掩埋南京大屠杀尸体的数字，与中国南京慈善团体红卐字会掩埋尸体的数字完全一致。原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如东史郎等，也有把自己在南京战场上写的手记、日记公之于众的，他们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等等。 这样，在这个基础上，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和史料整理的工作，在这十年中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选编了642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击者的血泪控诉，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证言集》，为进一步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活生生的第一手资料。我国中央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在进一步发掘各自有关档案的基础上，又广泛地搜集了有关资料，包括日军和南京慈善团体当时处理被屠杀者尸体的情况和当时日本官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文书，联合编写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约八十万字，为历史研究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档案史料。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还联合编写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图证》，收入了各馆、院收藏的图片和日本方面刊布的有关图片共八百余幅，并附有说明和考证性文字五万余字，真实地再现了1937年侵华日军有组织、有预谋地在南京制造暴行的全过程，成为中国现有比较完整的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图片专集。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联合出版了江苏省各级“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腥风血雨——侵华日军江苏暴行录》，其中日军南京暴行的内容占三分之一。南京市雨花台区文管会和区图书馆联合编印的《血证》，也通过对一千余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击者的普查和对二百五十余封信函的选辑，揭露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华中师范大学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利用《贝德士文献》（Bates'Papers），先后撰写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与《南京1937年11月—1938年5月》，分别在武汉和香港出版。贝德士（Dr.Miner Searle Bates,1897—1978）是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日军侵占南京时，他以“金陵大学应变委员会”主席与金陵大学副校长的身份留守南京，目睹了日军暴行的全过程。当时，留在南京的中立外国人士组织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Nanking Safety Zone），把目睹的日军暴行记录下来，不断地向日军当局和日本领事馆提出抗议和进行交涉，贝德士是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之一。后“国际委员会”在日军的压力下被迫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贝德士是这个委员会的最后一任主席。由于这种缘故，这两个委员会留下的大量档案文献，大多由贝德士保管，1950年他回国时，全部携回美国，现保存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s）。《贝德士文献》是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铁证，战后贝德士并亲自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作证。章开沅教授系统地发掘、整理这方面的资料，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有意义的工作。1990年本文作者批判日本国会议员前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信口雌黄什么“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制造出来的谎言”的五篇文章，为日本“反对‘石原发言’京都集会实行委员会”汇集一起，在日本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史实不容抹煞——驳日本国会议员石原慎太郎》。还有南京作家徐志耕写了记实文学《南京大屠杀》，从南京保卫战开始，写了南京的陷落，大撤退的混乱，侵略者惨杀无辜的累累罪行，直至最后将日本罪犯押上断头台，正义和公理得到伸张，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