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下旬，是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6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场震惊中外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丰碑。中国工农红军的远征及其最后的胜利，不仅是军事史上的奇迹，更重要的是红军长征所蕴含的深刻的历史启示。充分认识红军长征蕴含的历史启示，对于我们党正在领导的伟大事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错误 红军长征是在党的“左”倾错误导致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背景下进行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国革命性质、阶级关系、革命形势和中国革命道路等一系列问题上犯了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王明“左”倾错误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损失，直接导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王明“左”倾错误时间长、危害大。王明“左”倾错误之前，党内就出现过瞿秋白“左”倾盲目主义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这两次“左”倾错误时间不长，很快得到纠正。而王明“左”倾错误，继续和发展了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时间长达四年之久，使红军从30万人减到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从30万人减到4万人左右。 王明“左”倾错误还有一个突出特点，即在主次矛盾的转化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主要矛盾，客观形势要求全国各族人民联合起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但是，王明“左”倾路线却忽视或否认这个变化，没有着重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没有突出民族矛盾，而是把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并列，强调解决国内阶级矛盾是胜利进行民族斗争的先决条件；排斥中间力量，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否认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可以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从而形成严重的关门主义。因此，红军长征，直接原因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但根源是在党内的“左”倾路线。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犯“左”的错误时间比较长，造成的损失也最大。建国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工作重点应该由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由革命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此，党的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但是，党内的“左”倾思想，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偏离了八大开辟的正确方向。“文化大革命”提出了一个以阶级斗争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突出内容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后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发展到极端。 “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是对在十年全国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以阶级斗争扩大化为主要特征的“左”倾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前的“左”的偏差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使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之久，10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教事业受到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拉得更大。 总之，我们党的历史证明，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既要注意反右，也要注意反“左”，但特别要注意反“左”。红军长征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长征，都是在纠正了党的“左”倾错误之后，才真正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历史性转折的根本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长征中，党在关键时刻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着重批评和纠正了“左”倾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遵义会议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对于遵义会议，陆定一同志在建党七十年回顾时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清楚地划了一道界限。以前，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还是幼稚的，可以说是党的幼年时期。以后，党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是成熟了，可以说是成熟期。从1935年1月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15年，经历了长征的胜利结束，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成，抗日战争，反对顽固派的斗争，重庆谈判，人民解放战争，到全国解放的胜利，这样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每一个关键时节，全党都得到党中央的及时的正确的指示，因而能够不受挫折，一步一步地向胜利前进。如果说‘世界奇迹’，这15年才真正足以当之无愧。”[①]不难看出，遵义会议不但决定了红军长征的胜利，而且决定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遵义会议的作用和意义如此重大，最根本的是由于我们党从此有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王明“左”倾错误，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到中国来当作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的实际情况。因此，遵义会议集中解决的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都离不开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要有组织保证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对于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至关重要。毛泽东一贯注重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对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他一再地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再地反对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入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核心，在组织上保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中央的确立。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指挥下，红军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变换作战方向，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方重兵之间，处处主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红军转危为安，最终取得长征的伟大胜利。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后，毛泽东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光辉著作，在全党普及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