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志愿。毛泽东是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驱者和开拓者，邓小平则是这一伟大事业的集大成者和成功的总设计师。 毛泽东是一位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重大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创立了一条思想路线，探索了三条道路，形成了三套理论。 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创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30年代，《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系统化。可以说，“两论”就是实事求是论，而《新民主主义论》则是哲学和政治学的高度统一。后来到了七大，毛泽东思想获得了全党的共识，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和毛泽东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找到了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形成了一套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完成了从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转变。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重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一套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关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和概括。在《论十大关系》中，他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深入地阐述了要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关系，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1975年7月13日，邓小平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论十大关系》“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①]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客观存在的政治和经济诸矛盾进一步作了分析，在更高层次上概括了《论十大关系》中的矛盾思想，初步构筑起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论的科学体系。 在《论十大关系》中，实际上提出了关于变革苏联模式的构想。毛泽东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②]对此，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方面具体模式的变革问题。 其一，关于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道路的发展模式，被视为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轻工业道路根本对立的、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但这是一条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追求片面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所付出的代价是异常沉重的。一些东欧国家照搬苏联的经验，使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受到严重损害。鉴于苏联、东欧国家的教训，毛泽东认为，决不能再走苏联、东欧的老路。因此，在经济发展方针上，毛泽东提出了区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提出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的思想。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进一步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③]又说：“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④]说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他反复强调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要走自己的路。他曾深刻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⑤] 其二，关于经济体制模式问题。苏联是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中央集权，而忽视地方分权；强调国家利益，而忽视企业和个人利益。建国后，我国的经济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这在恢复国民经济、促进社会主义改造和保证重点建设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其弊病也日益暴露出来。在《论十大关系》中，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毛泽东进行了突破苏联高度集中统一模式的尝试。他提出中央向地方分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既要有统一性又要有独立性，强调要使企业有“自主权”，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在企业管理体制上，他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原则，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相结合。这对于今天提高和改善企业管理水平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其三，关于政治体制模式问题。苏联的政治体制模式，强调共产党的一党统治，排除任何其他政党的存在。在我国，毛泽东在八大期间曾表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想些方法来扩大民主，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国的政党体制，实行什么体制为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这是一个急需回答的问题。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⑥]在此期间召开的座谈会上还说：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进一步阐述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一个适合中国情况的民主政治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的政党体制，是我们党的一项建设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