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上海在沸腾。抗日救亡组织——救国会纷纷成立。街头巷尾，工厂学校，救亡歌声到处昂扬；茶馆店铺，机关学校，人人议论民族危亡。抗日救亡运动声势之浩大，情绪之激昂，影响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 郁积的抗日救亡怒火迸发而出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进逼。国土沦丧，同胞遭受蹂躏、杀戮，大批资源、财富被掠夺。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实行不抗抵主义，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退让，妥协。上海人民对此无不义愤填膺，曾开展过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斗争。但是，由于党内“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没有能团结各阶层人民去开展斗争，在国民党政府白色恐怖的高压政策下，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遭摧残、镇压，低落下去了。当然，群众抗日救亡的怒火没有被扑灭；相反，郁积的怒火，越积越浓，一旦时机成熟，就将迸发出无穷的力量。 这个契机终于来临了。 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在此之前，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出了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当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失却了与党中央的联系，留下的部分党组织和党员通过各种渠道，从外文书报，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共产国际“七大”的文件和党的《八一宣言》。党的声音，使摸索、迷茫中的同志们豁然开朗。形势的变化，工作方针、组织方式、斗争方法，非改变不可。而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犹如一帖催化剂，促成了这一转变。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针对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华北自治”，妄图囊括平津，席卷华北，进而鲸吞全中国的侵略野心，发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请愿、抗议活动。消息传来，上海各界人民立即发出响应北平“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的怒吼。12月12日，经中共上海地下党员的串连、推动，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283人，为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联名发表爱国宣言，指出：“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尽量的组织民众一心一德的拿铁和血与敌人作殊死战，是中国民族的唯一出路。”12、13、14日，复旦、同济、交通等各大学纷纷集会，发出通电，声援北平爱国运动：“誓以热血同力量，共同完成救亡工作。”12月19日，上海40余所大中学校6千余学生于晚9时步行去江湾，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请愿，提出保证领土主权完整等七项救亡主张。23日，全市大中学生千余人，不顾天寒地冻，不顾国民党军警阻挠，组成赴京请愿讨逆团，到南京请愿。24日，千余学生与民众在南京路大陆商场（今东海商都原址）一带游行示威，人数达万人。…… 1935年年底的这些斗争，揭开了1936年上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序幕，它以更大规模、声势和震荡力，出现在黄浦江畔。 救国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掀土而出 “一二九”运动以后，上海各界救国会纷纷成立，这里是一张时间表： 第一个成立救国会组织的是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成立于1935年12月21日；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是1935年12月27日成立的； 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1936年1月9日成立； 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在1936年2月1日成立； 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在1936年2月9日成立； 国难教育社（教育界的救国会组织）在1936年2月23日成立； 上海学生救国联合会在1936年5月27日成立； 上海工人救国会在1936年8月9日成立。 当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根据党中央的号召，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正确口号，获得各阶层人士拥护，把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集合到抗日救亡这一旗帜下；同时，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救国会的理事会由各界上层分子组成，由著名人士公开站在救国运动第一线，而把党员和积极分子隐蔽在群众团体——救国会中，各界救国会中都有党团或支部组织，利用合法和半合法形式开展抗日救亡斗争。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使全市有了统一的抗日救亡领导机构。特别是1936年四五月份以后，党中央先后派遣冯雪峰、潘汉年来上海，传达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决议的精神。以后上海又成立了中共上海办事处，救国会的工作得到党中央的关怀，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蓬勃的上海救国会运动影响到全国各地。北平、天津、南京、济南、青岛、武汉等地，也先后建立了救国会。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党中央1936年4月25日关于创立全国各党各派抗日人民阵线的主张，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积极参与推动各界联合统一抗日救亡组织的建立。当时负责北方局的刘少奇，根据上海地区的特殊地位和条件，建议全国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学生界救国会设在上海。经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联络、推动，1936年5月29日，全国17城市及广西学生救国会代表在上海开会，成立了全国学生界救国联合会。5月31日，又在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出席50余人，代表18个省市60余个救亡团体。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为执行委员。在通过的宣言中指出：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在章程中规定：“本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促进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全救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的公开信，公开提出要国民党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公开方式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希望国民党“和共产党重行携手，共同抗日”。《公开信》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巨大反响。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给章、陶、邹、沈4人复信，对“全救会”的章程、纲领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并提出“我们诚意的愿意在全国联合救国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西北方面张学良、杨虎城，西南方面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也都表示赞同、支持救国会的主张。这样，“全救会”集结全国抗日爱国力量，形成有影响的爱国阵线。在她的指导下，西北各界救国会、华北各界抗日救国会、东北各界救国总会、全救华南区总部等，也相继成立，推动了这些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正如“全救会”党团书记在出席1936年9月召开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上所说：“救国联合会现在已经是国内民众救国运动的中心。”在沸腾的岁月里，上海救国会运动实际上已起到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