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由于历史的原因，1953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选择了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党的八大在对苏联工业化模式进行再认识的同时，对自己的工作经验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首先是对工业化战略和政策的反思和探索，即对农轻重关系、积累与消费关系、经济增长速度、对外经济关系进行再认识；其次是对经济体制的反思和探索，即对所有制结构、计划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等进行再认识。在此基础上，党提出并实施了不少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和政策，但由于四个历史条件的局限，八大未能从根本上突破以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苏联工业化模式。 1952年，当我国基本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即将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之际，以制定“一五”计划为议题，如何进行工业化建设这个具体而又紧迫的问题就摆到了党中央面前。一是经济发展的速度问题；二是何者优先发展问题（农、轻、重）；三是资金来源问题（几乎像当年苏联一样，主要靠国内积累）。而此时，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战胜法西斯的主要力量，其工业化赶超成就和经验正引起战后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和效仿。 苏联的经济建设模式，亦即其社会主义工业化模式，主要包括三个特点：一是工业高速度增长；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三是工业化以社会主义改造为条件，即工业化是以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保障的。 中共中央在讨论如何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中国的经济建设究竟采取什么模式，就成为迫切需要明确的问题。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袖到经济学界都在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道路。经过1952年7月到1953年底一年半的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党终于选择了以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一五”计划为标志的苏联工业化模式。 为什么当时党从以共同纲领为代表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迅速转向苏联经济建设模式？这只能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寻找答案。 1953年我国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后，大量资金投入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特别是1953年的年度计划指标过高和基本建设投资过猛，遂导致国民经济进入紧运行状态，资金短缺、建材和工业原料不足、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尤其是农副产品的短缺引起物价的波动。于是，在中国重演了苏联曾经遇到的个体经济（农民）和市场机制与这种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即靠市场调节不能保障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迅速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统购统销和加速农业合作化步伐遂成为工业化的制度保障。 另外，1952年的“五反”运动所暴露出的城市私营经济的违法问题，1953年初修正税制所引起的关于公私关系的争论（包括财经会议），1953年8月李维汉关于公私合营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5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讨论，以及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对梁漱溟的批评，也都反映出在工业化资金的积累和运用问题上，公私之间是有矛盾的，而社会主义改造，则能够解决这个矛盾。因为工业化资金的来源，当时我国也像当年苏联一样，主要靠国内积累，而增加积累的办法，一是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消耗，二是靠压缩消费。而当时中央认为，对于前者，私营和个体经济都不如公有制更有效（如在调动工人积极性、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规模效益、技术改造等方面），但忽略了经营管理成本；对于后者，有效地压缩或控制私营企业主、农民甚至工人的消费，公有制也是最好的办法。因此，尽管当时党没有照搬苏联的经济体制，但是由于实行了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就必然引起国民经济的紧运行，造成国家计划与市场、与私营及个体经济的矛盾，因而也就很容易采取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也是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会提前实现的原因。 一、八大前后党对苏联经济模式认识的深化 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随着苏共对斯大林时期冤假错案的平反，苏联国内也开始探讨斯大林时期的经济问题和现行经济体制问题。这种探讨到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大时达到高潮，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产生了较大影响。而在此时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一方面需要对建国以来的工作加以总结，另一方面为苏联所揭露出来的问题所震动，正如毛泽东所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著作选读》，1版，下册，720～7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因此在1956年八大前后，党开始对过去奉若真理、坚决实施的苏联工业化模式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和研讨，试图结合寻找一条既适合中国国情又能够避免苏联所走过的弯路的工业化道路。另外，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和日内瓦会议的成功，标志着世界和平与合作力量及影响逐渐增强，我国的对外关系趋于缓和，这也使我们加速工业化的压力减小。 1956年党对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思考及对自己经验的总结，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工业化战略和政策进行反思和探索，即对农轻重关系、积累与消费关系、经济增长速度、对外经济关系的再认识；二是对经济体制进行探索，即对所有制结构、计划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企业内部的党政关系等的再认识。 （一）在工业化战略和政策方面，经过总结建国以来自己的实践经验以及分析苏联所揭露出来的问题，党的认识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亦即工业化的速度，是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特点。我党一直将苏联的工业化速度作为中国的榜样。而在八大前后，在对待经济发展速度方面，尽管由于国际压力和国内人民的要求，依然坚持了经济增长的高指标，但通过对1953年和1956年冒进教训的总结，提出了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建设方针和四大平衡理论，使经济增长保持合理的速度有了一个检验标准。 在对待农轻重关系方面，虽然优先发展重工业对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至关重要，当时的产业结构也需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但是我党鉴于苏联过分长期强调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弊病，和我国几年来实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农轻重协调发展的方针。这里应该指出一点，即苏联的农业萎缩，主要原因是集体农庄制度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当时苏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也没能认识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