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图书馆机构用户，欢迎您！
排污许可、排污权交易、环保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制度建设具有各自的区域污染防治实践历程和发展特色，均面临着急需持续完善的特定问题与障碍，存在着与环评、排污申报、限期治理、总量控制、环境监测、环境统计、环境风险等传统污染防治手段相互间的互动协调不足；既需要完善自身的污染防控功能，也需要加强与其他治污手段之间的互动融合，以提升污染防治的协同综合能力。
当量万公吨)中国约为59，美国约为29，日本约为2.5，中国的氮氧化物排放量约是美国的2倍，与日本相距甚远。工业固体废物产量由2003年的10亿吨左右升至2016年的30.9亿吨，十几年间增长了两倍多；危险废物量由2011年的3431万吨升至2016年的5347万吨，五年间增长了55.8％。2015年二氧化硫排放量中国约为1860万吨，美国约为380万吨，中国二氧化硫排放量是美国的5倍。如此污染规模、程度及国际差距，在相当大程度上表明区域污染防治制度体系的实施效率、效果与构建设计初衷、社会期许存在差距。特别是公众感受到的与公布的环境质量数据仍有差距②，反映了环境污染的顽固性与治理的长期性，隐含着污染防治的内在复杂性，污染防治手段的单一化作用无法适应生态环保形势的动态性变化。急需提升污染防治制度体系的系统性、综合性，加强系列配套建设。需要系统梳理污染防治制度体系构建的演进经验，分析发现运行过程的不完善之处，深度挖掘各类手段之间互动的不协调根源，整合协调污染防治制度体系的功能，形成污染防治的综合发力。 一、构建污染防治制度体系的实践探索 中国在排污许可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环保税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补偿制度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实践探求，构筑和发现了污染防治制度体系的基础，取得了可以借鉴的实施经验。 1.构建排污许可制的实践特色 排污许可指经依法批准、获得许可证后，排污行为方可实施。排污许可制指有关排污许可的请求、查核、公告、停止、撤销、监察，规范和惩罚等方面规定的总称。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施行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其内容最早见诸于1988年原国家环保局为实施《水污染防治法》等而制定的《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1990年在全国十多个城市试行包括排污申报登记、污染物总量规划分配、排污许可证的请求和审批办法，以及排污许可证的监督管理等四个方面的大气排污许可制。2016年底颁布《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全面启动蹒跚多年的排污许可制，将排污许可制建成固定污染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作为企业守法、部门执法、社会监督的依据。按行业分步实现对固定污染源的全覆盖，率先对火电、造纸行业核发排污许可证，至2020年全国基本完成“一企一证”。 排污许可制实施近30年来，已将占全国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量65％和全国工业主要污染物产生量50％以上的企业纳入重点监控名单，并针对省、市监控企业名单实施排污许可政策。截至2015年年底，排污许可证颁证数量20多万张，约占全国企业总量的1％。截至2017年年底，完成火电和造纸行业5190家企业、“2+26”城市钢铁和水泥行业的排污许可证核发。推进排污许可制与审批环评相配合。近几年全国年均审批环评文件40万份左右，其中，报告书5％，报告表45％，其余50％为登记表。加大对无证排污的监察监管。各级环保部门共检查企业177万家，查处各类违法企业19.1万家，责令关停取缔企业2万家、停产企业3.4万家、限期整改企业8.9万家③。 2.构建排污权交易制的尝试探索 排污权交易是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超过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货币交换方法互相调整排污量，实现减排目标；是落实低成本区域污染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最有效手段。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尝试在环境质量严重超标区域通过排污交易办法来节制排污总量。1991年国家环保局把包头、开元、柳州、太原、平顶山和贵阳等六城市纳入大气排污权交易试点。2002年国家环保局选择上海、江苏、山东、天津、山西、河南、柳州等7个区域，开展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污交易试点。早期的排污权交易典型案例是上海和柳州，其排污权交易试点成果对区域环境质量改进、污染治理成本控制具有引导作用。在2007年以后的排污权交易试点深化阶段，浙江、江苏等11个省(市)先后被批准开展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2014年8月国家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的指导意见，以更好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污染治理，为全面推进排污权交易制奠定基础。截至2017年底，试点地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基本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