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理论和实践得到极大深化和发展，但关于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框架范畴的界定，学术界和决策层尚无定论。毫无疑问，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框架必然涉及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量价选择及传导渠道、货币政策盯住目标的单一设定和多元延伸、政策当局的前瞻指引和预期管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组合范式和协调机制等问题。 “新共识”货币政策框架提出以来，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期有区别地构建了不同形式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框架。世界经济危机以前，各国(地区)的货币政策多以稳定物价、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主要调控目标，只有当金融风险影响到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预期时才被决策层所考虑——“杰克逊霍尔共识”。反对货币当局盯住金融稳定等其他目标(Bernanke et al.，2001)，并于经济危机前基本形成以稳定通胀为目标、以政策利率为工具的“单一型”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单工具操作特征明显。 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与蔓延令学术界与决策层普遍意识到经济运行中的有些波动无法单纯依靠货币政策工具有效熨平，各国(地区)越来越强烈地表现出对金融稳定和债务杠杆等问题的重视。由于我国经济系统存在金融风险监控不到位、债务监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金融风险和债务问题尤为凸显，金融稳定和债务杠杆理应成为政策当局的盯住目标。此外，在凯恩斯主义推动下，我国的货币政策盯住目标和调控框架均发生了潜在变动，原本看似“成熟”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框架逐渐暴露出“范式”调控的固有缺陷，各界在对单目标、单工具的“单一型”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进行深刻反思后，对多目标、多工具的“混合型”货币政策及不同经济政策组合的调控框架可行性和优势性展开了深入探讨。 进入新常态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L”型拖平长尾特征，增速虽有所放缓，但增长态势仍维持不变，长期的高速增长为我国经济带来了数量的逐年攀升。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经济发展仍存在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等增长质量问题，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发展成为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高培勇，2017)。货币政策作为主要经济政策手段，在宏观调控中始终发挥着基础性和预见性作用，其调控工具选择、调控方式转型等理应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危机后，我国货币政策大致经历了“从紧”—“适度宽松”—“稳健”的历史演进，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货币当局进行了“逆风干预”“双支柱”“前瞻指引”等阶段性探索尝试，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框架逐步得到完善。 新形势下，中央银行的通胀目标制是否很好地兼顾了“控杠杆”和“稳金融”等政策目标？当下，货币政策的数量型工具是否已完全失效？不同政策目标下货币政策的框架体系是“单一型”规则抑或“混合型”规则？货币当局的政策操作是倾向于“降杆杆”还是“稳杠杆”？“稳金融”目标下，货币当局是简单实施“逆风干预”还是构建“双支柱”调控框架？“前瞻指引”与“预期管理”对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影响如何？经济高质量发展下，是否存在最优货币政策调控组合范式？关于上述问题，有的已基本达成初步共识，有的尚处于争论之中。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外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框架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在文献评述基础上总结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框架的共识与分歧，并对未来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框架研究的方向和重点进行合理展望。 二、常规调控框架：“单一型”规则与“混合型”规则 关于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有效性，学术界已达成一定共识，多数研究认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和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均具有一定宏观经济效应，但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政策目标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果不同。论证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相机抉择与规则型有效性之争不可回避。一般来看，相机抉择主要基于货币政策效应单期最优化，而规则型则是在总供给和总需求约束下求得无限期最优解。结合我国货币政策内外部环境及盯住目标，余建干等(2014)、刘杰(2016)、邝雄等(2018)等的研究发现，我国经济时变特征明显且存在货币政策冲击领先滞后性，规则型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更佳。此后，大量文献对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和数量型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由于研究方法和分析视角不同，结论存在较大差异，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的“单一型”规则调控优势和货币政策的“混合型”规则调控优势两种论断。 (一)数量型规则优势论 数量型规则优势论认为利率“双轨”存在天然的调控和传导障碍，以“麦克勒姆规则”及衍生形式为基础的数量型规则在调控宏观经济上更加有效。郑湘明(2011)的研究认为数量型工具能有效调控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价格型工具适于调控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结合我国经济发展背景，数量型工具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唯一选择。庞晓波等(2018)认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利于维护金融稳定，且数量型工具的调控效果更佳。有的文献基于“冲击性”和“响应期”视角判定价格型规则和数量型规则的宏观调控优越性，认为冲击极值越大、响应周期越长，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越好。如刘喜和等(2014)运用DSGE模型对价格型规则和数量型规则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稳健性前提下，价格型规则和数量型规则治理通货膨胀的效果基本相同，但数量型规则在经济增长冲击极值响应周期上优于价格型规则。有的文献则认为响应期越短，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越好。如Meinusch et al.(2016)对价格型型规则和数量型规则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研究证实，数量型规则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极值更大、周期更短，其宏观经济调控效果优于价格型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