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等研究范式的大行其道，以及学者对民主化中威权政体解构的高度关注，都导致“国家”渐渐淡出政治比较研究的中心位置。然而对关系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政治社会现象(包括民族政治冲突)的认知、解释、预测和应对，则要求比较政治学术界向国家主义方法论回归，特别是要重点研究国家能力问题。基于民族问题多国比较研究，我们总结出民主化中四大民族冲突机制，并发现国家能力的稀薄、流失和异化是民族冲突机制的基础性共同要素。因此国家需要持续完善国家能力的构建，才能有效地推进民族整合和持续地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 一、国家能力理论的构建：重大政治问题中国家能力研究的回归 现代意义的国家能力的内涵最早可追溯至马克斯·韦伯对国家合法性的经验主义解读(国家能力基于稳定的合法性服从)①。在二战后，国家中心理论逐渐被行为主义、结构功能主义和民主转型研究边缘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政治学者开始重新关注国家。亨廷顿指出维护政治秩序的能力(有效性)高低决定各国家的政治差别。②第一个明确提出国家能力概念的是蒂利。③他在早期研究中认为国家能力主要是国家征税能力，④而后指出国家能力是“国家机关对现有的非国家资源、活动和人际关系的干预”。⑤80年代中期埃文斯、鲁西齐迈耶和斯考切波的《寻回国家》(Bring the State Back In)阐发了作为国家自主性的国家能力，昭示“国家主义理论”回归比较政治研究学术界和政治实务界。隐藏在这一学术发展史背后的是，关系人类政治文明的四类重大政治社会主题的日益凸显，以及比较政治学术界对它们的敏锐捕捉和深切关注，促成国家主义理论的回归，特别是国家能力研究的兴起。 (一)革命和改革的机制 革命和改革的发生、运行和嬗变直接影响甚至是决定政治发展的动力、路径和结果。政治发展研究进一步将国家同革命和改革的关系作为重点学术问题，并推动国家中心理论的回归。斯考切波论证到，国家是能主动提取资源进行阶级关系控制和自我维护的政治和军事组织。⑥这种国家的行为主动性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性就是国家自主性——国家能力的基本要素和基础特征⑦。因此，革命是否发生根本取决于国家是否具备和构建足够的自主性来抵御社会和国外力量的干预，调动社会资源和落实政治目标，进而以改革取代革命。日本现代化能迎来明治维新，而中、法、俄则遭遇革命的波动，就是例证。⑧ 米格代尔则分析社会改造中的国家能力问题。虽然不同于斯考切波对国家的定义，米格代尔认为国家是被民众的组织观念和各种政治实践所塑造的，运用暴力和武力威胁的权力场域；然而其也强调国家能力的自主性基础，即国家是社会混合体中的一个自主主体，其与其他社会组织相竞争以获取分配权力和制定规则的资格⑨。独立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比如塞拉利昂)在社会改革上举步维艰，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弱国家能力和强社会势力”的对比格局和相应的国家自主性不足。 (二)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绝非是无涉于现代宪法性政治制度的独立领域，⑩因此“市场主导、政府精简、国家限权”的新自由主义公共改革方略只能使得制度建设不足的发展中国家面临越发严重的发展困境。20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便开始反思和修正政治社会发展理论和实践向单一维度(国家、市场和社会之一)的偏斜，并率先阐明治理——多元社会政治主体(包括国家)基于协同行动和公平分配来共同处置公共问题——理论和行动方略。此后国家功能定位和能力发挥就被重新审视。 借鉴治理的哲学和实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理论学者开始探讨国家能力的构建和国家同社会资本关系的发挥。网络社会学的代表学者格诺维特提出“嵌入式国家自主性”理论，认为国家只有与社会主体相连接才能获得处理公共问题的信息和方法，并且在超越单方利益的藩篱之后实现和巩固自身的自主性(11)。在嵌入式国家自主性的基础上，维斯阐释“治理式互相依赖”理论，国家能力实现和提升的关键源头是国家和社会基于治理原则而形成合作关系并开展协调行动。(12) (三)国家发展水平对比 非洲国家普遍贫弱和亚洲“四小龙”国家(地区)发展迅猛的鲜明对比同样揭示出国家能力在国家(地区)发展中的关键作用。非洲问题最直接的政治因素是政治关系陷入依附主义、威权主义和庇护主义的泥淖，政治结构在供给政治产品上的低效率和低公正，政治制度在推进统合和发展上的孱弱无力等国家能力问题。这些国家能力问题，一方面源于殖民时期，殖民统治当局普遍借助地方和部族寡头组成的社会政治结构基础来推行对非洲的“间接统治”，而不对这些地区的现代政治构建加以投入，福山认为这种“小本经营的霸权”的统治策略严重阻碍非洲现代国家体系和国家能力的构建(13)；另一方面在后殖民时期，大多数非洲国家只是延续或微调碎片化的政治体系，而没有找到支撑起国家现代化的国家能力发展道路。 “四小龙”国家(地区)则与非洲大不相同。获得国家独立和地区自主后，利用殖民统治当局遗留下的现代官僚体制、大众信服权威的传统政治文化、工业化生产体系等，构建现代的国家(地区)政治体系与能力(这里的现代体系和能力主要体现为政治权力集中统一和政府的高自主性)。借助国家(地区)体系和能力，政府高效地推行经济管理的卡特尔化，制定和执行全面主导工业、贸易和金融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国家(地区)发展政策(14)。这种国家(地区当局)与经济主体全面的深入互联和相应关系的制度化弥补了初级市场经济的缺失，发挥了对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的调动作用(15)。虽然“四小龙”模式是一种过渡性国家(地区)现代化道路，然而也彰显出政治能力在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关键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