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55(2019)02-0017-07 “刚才去家附近沙县小吃打包午饭，偶遇一个朋友，只好互相装作没看见。毕竟都是有朋友圈的人，十一这几天他应该在法国，而我应该在马尔代夫。”①这是一则颇为流行的微信笑话，在网上众多机灵文字中，它说不上多么好笑，但生命力却很强，几乎每到节日都会在朋友圈里重现。虽然文字简短，却连缀当代都市的多个层面：一边是日常生活空间，经济、快捷、随处可见的“沙县小吃”；一边是理想休闲空间，奢华、时尚、令人艳羡的“法国”“马尔代夫”。虽然笑点在于利用媒介表现与日常实际的差距进行自嘲，但它也传达出一种新的看待和判断空间的态度：将在线打卡、地点标签等虚拟空间的定位标志默认为真实处所，网络信息被接受为确定位置的方式。所谓真实与虚拟空间的界限逐渐不再截然两分。 一、空间的增长与理论的增长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可以追溯到约一万年前左右②；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却只是一个“小角色”：“据估计，1800年世界人口中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③不仅人口不多，在人类社会形态发展中，城市也多半是作为一个聚落空间、一种容器，去满足居住、交通、权力机构布局等需求。据城市史学家彼得·霍尔考证，直到1909年，作为“第一批城市规划方案”之一的“伦敦LCC议案”，其城市空间规划依然集中在以道路和房屋建设为主的功能安置上。在这种思路下诞生的城市，被霍尔称为“杂道之城”④。但其后百年内，城市规模和城市理论都迎来了爆发：城市人口“1900年，上升到14%；到1975年，上升到41%；预计到2025年，将有60%的人生活在城市”⑤。在规划领域内，“田园之城”“公路之城”“纪念碑之城”“塔楼之城”等新型规划理念高潮迭起、各领风骚。城市从原本以“人口相对密集的中心区域及周围的农产品供应空间”转变为“多中心大都会区域”⑥，对城市空间的认识也随之扩展。城市空间不再单纯，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其再定义和再生产。 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在空间的人文解读方面打开了路径。凯文·林奇在城市功能之外提出城市面貌的重要性和可变性，以艺术品的要求看待城市景观。在开创性的《城市意象》一书中，他指出景观价值与城市其他功能同样重要。因此，赋予城市视觉形象值得作为一个特殊且新颖的问题提出。他以“可读性”概括城市清晰的外在景观，认为街区、标志物、道路是使城市“可读”的因素，通过它们，城市可以被认知进而通过视觉领悟形成完整形象。“城市意象”的想法源自保罗·斯特恩对艺术品应具备“外显型”，通过形式语言创造意象的要求。⑦城市在一系列外显的、可读或是可见的外在形象基础上，吸引居民、行人、游客的视觉和听觉，使其参与城市。由此，不同的零散外在形象连缀成为连续的印象，观察者得以排除干扰，形成独特的城市意象。扬·盖尔将心理感知与城市规划联系。在《交往与空间》中，通过观察城市人步行、逗留、集中或分散等行动方式和生活轨迹，从建筑外部空间对人际交往的引导和影响入手，探索空间边界与行动边界的相互交融以及城市公共空间如何成为宜人的场所。他认为，人的心理感知受到外部空间的影响和暗示，因此，社会关系与建筑布局相关，其间涉及知觉、交流与尺度问题。“在各种交往场合中，距离与强度，即密切和热烈的程度之间的关系可以推广到人们对于建筑尺度的感受。”⑧ 作家则始终将情感和想象力倾注于城市，在真实和虚幻间创造出意味深长的空间。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以隐喻方式列举出城市与记忆、符号、欲望等的联系。虽然这些虚构的城市如梦境一般不可捉摸，但他讨论的却是现代城市和城市生活，并试图引发人们对某个城市或泛指意义上的城市的反思。乔纳森·拉班在《柔软的城市》中指出，城市在人工建筑物质环境也就是硬性印象之外，具备柔软特性。这种柔软邀请人们对城市进行重造，打上与个体身份相关的印记，“固化成你能生活在其中的形态”⑨。正是人类感知使城市空间带有极大可塑性，城市形象柔软多变，从生硬的建筑转变为带有个性情感的对象。 在日益发展并壮大的都市空间话语体系中，空间也被置于政治权力、经济组织、社会历史变革、后现代体验等不同视域中。 福柯《另类空间》⑩从逸出社会常规秩序的角度定义“异托邦”。通过回顾历史上空间的变迁，揭示从“定位”到“广延性”再到“位置”的渐次推进。在这个过程中，空间从静态的点变成动态的轨迹，再转变为社会关系结构的组成部分。被称为“异托邦”的另类空间与“乌托邦”一样需要借助想象力，但它存在于现实社会。在以“位置”看待空间的视野中，需要关注周边关系，多数空间顺应环境，构成规则的一部分；而“异托邦”则指墓地、舞台、婚房等具有特殊规则或禁忌、溢出环境规则的空间。异托邦内部有独特的秩序、时间和边界，这使其成为能够对抗外部规则的独立系统。 列斐伏尔在起始于1970年代初的“空间的生产”系列研究中声称：“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11)这种转换源于社会生产力自身的增长以及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相关知识最后会成为有关空间的知识，成为空间之整体性的资讯。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下，空间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空间既是生产资料、消费对象，也是政治工具并可能引起阶级斗争的介入。空间不是像规划理论暗示的那样客观纯净，而是政治性的，充斥着意识形态。因此，建筑设计、公共建设、城市规划等，都可以成为权力博弈和自我强化的手段，同样也可以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提供援助。 列斐伏尔从政治、经济角度解读权力施加于城市空间生产的方式从不同方向上启发了后来的学者，索亚和哈维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对于索亚来说，列斐伏尔的解读开拓出空间的无穷潜质，令人信服地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联合论证在一个超学科的三元辩证法之中”(12)。但是，索亚认为列斐伏尔依然是将空间作为主体或客体看待的，空间相对独立、边界清晰。而他本人则试图在第一空间(作为主体的物质性的)和第二空间(作为客体和精神对象的)之外，开拓第三种空间认识论。索亚所谓的第三空间带有典型后现代特征，是一种以包容、杂糅、汇聚和开放态度来看待空间的方式。对于哈维来说，列斐伏尔城市批判中所运用的辩证方法同样具备启发性。由列斐伏尔有关城市权利的思考出发，哈维探索了作为集体权利的城市权利，并认为城市居民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也在改造自己。他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城乡差别的消逝、城市空间的运用提出主张，指出社会生产实践创造出共享资源的社会关系，环境本是一种共享资源，却常常在城市生活质量的形态下被商品化。(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