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网络社会时代”的发展，正在深层次上改变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全球城市”理论与和其他事物一样，其内涵与范畴、要素与特点、结构与功能等在某些方面已悄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网络社会崛起”到“网络社会全球化”的社会建构，以及云计算、云机器人、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工业4.0新技术等爆发性出现，使全球网络社会从一体化向全球网络社会智能一体化方向发展，集中体现在“全球网络金融资本”与国际经济贸易、智慧网络物流与网络平台消费、AI技术与共享经济以及大数据应用等高新技术在生产、生活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组织形式、媒介信息传播和全球范围商品贸易的整合营销方式，同时还改变着人们的交往方式、通信方式、交通方式和消费方式，甚至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组织方式、工作方式、社会关系结构以及人际沟通方式等，几乎所有学科都面临着全球网络社会智能一体化等所带来的新经济革命挑战。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作为双刃剑，既带来了社会的进步与进化，也带来了社会问题与风险社会的深化。因此，反思全球城市理论，创新理论思维方式，对于中国建构全球城市是不无裨益的。 反思一：全球城市指标过度解读误区——创新土壤比创新本身更重要 全球网络社会一体化正在朝着网络智能化方向上发展，这本身正在重新定义传统“全球城市”的内涵与范畴。网络社会全球一体化迫使我们必须用创新思维认识这个时代的变迁，20多年前卡斯特对网络社会崛起的预言已经被证实：“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①网络社会全球化催生了新的社会结构生成与变迁，并改变着全球城市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控制功能和地位。萨森“全球城市”理论传到中国后，曾引起一股“全球城市”研究与建设热潮，1990代末期中国先后有18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构想，后来大多放弃了这个目标，而近年又兴起了“国际化大都市”和“全球城市”的研究、建设热潮并获得了相应进展，在全球城市的特点与要素、功能与规模、样态与指标等外在因素研究上，既有很强的针对性又有鲜明的应用性，中国很多城市通过对全球城市外在特征的“对标找差”，较为清楚地了解了全球城市的要素构成，如北京、上海、成都、重庆、广州、深圳、青岛等城市根据全球城市存在样态、指标和基础设施规模，制定了所在城市的“全球城市指标体系”，强调全球城市的必备要素：有大机场、大马路、大会展、大总部经济、大交通、大量人口等，也强调区位因素及沿海和港口规模等。事实上，中国有些一二线城市硬件设施已经不逊于发达国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强于一些发达国家。但是，为什么还不具有全球城市功能，更没有相应的全球城市文化认同呢？通过分析不难看到，全球金融中心生成的社会前提不是所有城市都能提供的；而很多政治中心往往成为城市经济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总部经济之所以在某些城市集聚，不是因为其规模，而是与其国际接轨的政治、法律、政策和国际服务功能及城市的开放度有关。抑或可以说，我们的确应该关注“全球城市”已经出现的外在因素，但是更需要关注“全球城市”生成与发展的内在因素。 分析和归纳国内部分学者研究全球城市特征及指标的主要内容有：1.国际化开放程度。包括国际机构数量和参与国际事务能力，世界性组织和国际性机构数量居于前列。城市经济发展与国际关联性强，具有某类国际“信息港”功能。2.创新发展程度。高新科技创新居于世界前列，如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等，并具有国际认同的存在方式，成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3.金融及金融服务产业集中度。金融产业充分国际化，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产业高度集聚，构成世界金融主要中心之一，具有国际资本流动“金融港”的价值与功能。4.跨国公司总部集中度。其在某些经济领域具有全球资源要素控制与配置功能。5.国际高端商务活动数量与集中度。如国际化商业综合体的数量、国际性会展的次数和空间面积居于世界前列。国际商务商贸会展服务业的层次及奢侈品消费的繁荣等。6.国际化人才集中度。高新技术研发人才和科学技术发明专利数量及高端制造业企业、研究机构的数量等，构成世界高精尖产品的研发中心和高端制造业的创新中心，处于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环节。7.世界级交通枢纽体系的中心性和便捷性。如重要国际机场、港口，多元化公共交通运输模式，现代化网络通信系统等。8.城市人口规模与集中度。包括国际型的社区生活等，有人认为全球城市中心区不能少于500万人。9.多类型产业创新区的集中度。如多类型国际化交流平台、国际化科技发展平台以及类似硅谷的创新发展区等。这些研究成果对中国全球城市建设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比较来看，国内研究全球城市总体表现为：全球城市外在特点、要素研究多，发展内在成因与动力机制研究少；全球城市标准、指标研究多，文化与制度创新研究少；全球城市战略规划与构想研究多，内生动力与政策机制研究少。我们认为，全球城市研究和建构重点应该放在全球城市生长的成因和文化土壤方面，放在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制度、文化等构成机制上，以及由此孕育出的市民社会及契约关系等方面。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②。全球城市有一个成长过程，追问、探讨什么样的城市社会结构、城市经济结构、城市文化结构最适宜转化、生成为全球城市，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在全球城市研究上，萨森将纽约、伦敦和东京放在了世界城市的顶端位置并做了集中研究，“这些城市区域的特征是，以从属于直接控制着全球各地的经济活动的跨国银行和公司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为基础的地方经济”③。她把“全球城市”的能级与功能集中归纳为四个方面：“一、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控制点；二、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公司的主要集聚地，其已经替代了制造生产部门而成为主导经济部门；三、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和研究基地；四、作为一个产品及其创新活动的市场。”④这些表述强调了对全球资源的“高度控制”，特别是对金融业在全球城市发展中的主体价值及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她对全球城市创新产品和创新市场区位并成为新社会经济秩序样板等方面的论证，无疑对全球城市研究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在此基础上，萨森也论及了“经济活动空间分散与全球一体化的组合，赋予主要城市一个新的战略角色”，从中可以看到萨森也关注到了网络社会给全球城市带来的影响，她的理论观点也是伴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全球城市理论引起关注后，许多学者对萨森的全球城市理论在某些方面也进行了反思性研究。比如，安东尼·奥罗姆和陈向明提出，萨森对全球城市认识是“全球城市占支配地位的影响与其对当地造成的不良后果始终是共存的”⑤。在某种意义上，萨森全球城市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全球“社会秩序”和“支配功能”上，其权力价值甚至超出了国家政策影响。其他学者对萨森的全球城市研究也有诸多质疑：如在金融中心化与“去中心化”问题、全球城市内在经济两极化问题等方面有不同的解释。⑥他们在一些研究方法上也提出了质疑，“萨森甚至更粗枝大叶。她简单假设，曼哈顿可以代表整个纽约城的区域，而该区域实际由三个州构成——纽约、新泽西和康涅狄格——其总人口超过2000万，同时，她将被称为伦敦城的著名英格兰金融区与大伦敦的实际正在扩张中的巨大区域合而论之。因为这种特殊的概念性错误，对所谓的‘全球城市’有其社会影响的分析便是十分令人怀疑的。不幸的是，许多城市学家还在继续犯着同样令人误入歧途的错误。例如，分析家们通常所说的‘纽约’，经过更近距离的数据调查之后才弄清，却原来只是曼哈顿行政区”⑦。姑且不论学者不同视角的认知与不同知识结构的表达，在网络全球化的前提下，全球城市作为一种城市发展的极化效应正在发展变化，“去中心化”也正在广阔的领域展开。卡斯特很早就提出这样的观点：“每一个城市的辖地都遭受新的紧张和分裂。分野正在加深，存在经济和文化活力的代表城市、活动减缓的和遭受排斥阶层充斥的城市……这些分界并不仅仅表现在空间上，甚至表现在国际竞争和城市活力方面。”⑧上述观点的学术批判意识是值得赞赏的，其价值不仅仅在于做了一种学术性的探索，更重要的是这也提醒我们，对任何理论都应该有一种批判性的理性思维，特别是对外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应该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而应该在研究、分析、筛选、整合、反思、扬弃之后再以创新的方式加以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