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53(2019)02-0063-09 DOI：10.13574/j.cnki.artsexp.2019.02.009 在当下的时尚政治场域中，人们对于时尚与政治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时尚在国际、国内政治关系中对政治家个人形象和国家形象的建构作用[1]1和时尚在提高国家软实力方面的作用与影响[2]405。在这方面，20世纪80年代阿玛尼设计的“权威套装”(Power Suit)及其拥趸撒切尔夫人常常被当作典型案例加以讨论。不过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美国时尚界出现了一系列与政治相关的活动，二者紧密互动，似乎时尚之于政治不再是塑造权威形象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以至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文惊呼“时尚圈更政治化了吗？”文章称，一些政客或者与之关系密切的人不仅为选民提供了各自的选举纲领，而且提供了各种可以追随模仿的时尚风格，于是选民们开始根据自己的政治好恶去支持或者抵制政客及其相关人物所推崇的时尚品牌或者时尚风格。[3]例如，特朗普参加美国大选的过程中，一部分具有强烈品牌意识、支持多元化社会、关注全球气候和贫穷问题的时尚设计师或者时装公司公开反对特朗普的政策。伊万卡·特朗普的时尚品牌直接遭到了部分选民的抵制。当然支持特朗普及其团队的时尚界人士也很多，新任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特朗普就身着美国本土老牌“拉尔夫·劳伦”的时装出席了特朗普的就职宣誓仪式。 面对汹涌而来的时尚与政治紧密互动的大潮，2016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时尚的政治转向正在到来》的文章在开篇说道：“过去的一年，政治占领了我们的衣橱，服装已经超越商品界限转而成为一种政治立场。”[4]时尚仅仅变成了一种政治立场的表达吗？时尚与政治的紧密互动难道只是为了表达支持哪个政党吗？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对时尚品牌的影响力告诉了我们事情的另一面。据统计，担任美国第一夫人以来，米歇尔钟爱的19间服装公司的平均市值上升了2.3%，远远超过明星带来的0.5%升幅。在一次电视采访中，米歇尔提及她穿的一条裙子是在平价品牌J.Crew(J.克鲁)的店里购买的。随后J.Crew集团的股价一周之内上涨了25%。到节目播出后的14个月，这个平价品牌的股价累计上涨了175%以上，在资本市场获得了18亿美元的收益。《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一篇名为《米歇尔效应》的文章认为，她在纽约时尚界创造的经济价值超30亿美元。[5] 以上数据似乎在告诉我们，在商业化、信息化、网络化及全球化的当下，时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简单的工具关系，时尚不仅是政治场域中政治精英塑造权威形象、表达政治立场的手段或者工具，更多地表现为时尚与权力的相互利用、互为手段，这是一种深度合作，二者以资本转化的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或者说，当下时尚政治场域中时尚与政治之间的紧密互动是一个以增值为目的，时尚资本转化为权力资本、经济资本以及符号资本的过程，最终达到时尚与政治的共赢。下文将结合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从三个方面对时尚政治场域中的资本构成、转化及其策略进行分析。 一、布尔迪厄的资本转化理论与时尚资本的定义 布尔迪厄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他集中研究了经济资本(货币与财产)、文化资本(包括教育文凭在内的文化商品与服务)、社会资本(熟人与关系网络)和符号资本(合法性)之间的区分、相互作用及转化过程。西方有学者认为：“布尔迪厄超越马克思的一个关键性贡献就是发现了范围更广的构成权力资源的劳动类型(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家庭的等，这里我们只能提及有限的几种)，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并以什么方式利用资本积累策略、投资策略以及各种形式的资本转化策略，以便维护或强化他们在社会秩序中的位置的研究。”[6]87这些发现构成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的焦点，也为我们分析时尚政治场域中的资本转化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研究思路。 在对资本的研究过程中，布尔迪厄把资本概念扩展到所有的权力形式——不管它们是物质的、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符号的。个体与群体凭借各种文化的、社会的、符号的资源维持或改进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当这些资源作为“社会权力关系”发挥作用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们作为有价值的资源变成争夺对象的时候，布尔迪厄就把它们理论化为资本。[7]375按照资本的这一定义，时尚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首先是物质的、有形的。其次，其由于内在的与人类发展史中各民族、种族的生活习性、文明程度、教育水平、经济发展等问题的密切相关，成为一种文化的、社会的及符号性存在。同时，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时尚都具有区分个体身份地位、社会阶层、文化程度、经济水平等的作用，是时尚个体及群体维持或改善自身品位、身份地位、社会阶层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作为一种有效的、可供利用的社会和个体资源引起人们争相追逐、竞相拥有。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妨把时尚政治场域中的时尚作为一种资本纳入资本研究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