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学者托尼·贝内特(Tony Bennett)是当代文化研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学术思想已成为文化研究的又一个重镇。贝内特依托福柯后期的“治理性”政治思想,提出“文化治理性”①和文化政策研究,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成为文化研究从事实践操作的重要立论依据之一。近年来西方人文社科领域整体出现回归物质主义的趋势,贝内特立足后现代立场,引领推动的文化研究新物质主义转向,尤其需要给予一定重视,因为正是贝内特率先在文化研究领域建构的关于新物质主义命题的系统理论话语和方法论,敦促物质文化研究获得了独立性。贝内特对文化研究新物质主义转向的重要建树以及系统思想往往为国内外学者忽视,为此,本文全面挖掘梳理贝内特新物质主义议题的全貌,并对之作出辩证的评析和思考。 由于治理性视角化了的“文化”被贝内特界定为“既表现为管理的目标,又表现为管理的工具”(“置政策”99),前者意指艺术审美形式,后者是宏观层面的人们的生活方式,联接两者的节点则是治理权力。为此,阐明治理性、社会交往(the social,又译为“社会层面”)和文化三者间的具体联系机制是贝内特进一步深化其文化政策思想面临的理论任务,同时,也是将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的联系起来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在对“文化”与“社会”及其相互关系问题的解决上,贝内特还开创出既富含物质与实践内涵又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模式的另一种“文化生产”思路:视文化为人类与非人类各异质因素动态聚合产生的结果,强调文化的物质性动态生成过程。贝内特将这一生成过程称为“聚合中的文化”(Assembling Culture)。 解决治理性、社会交往和文化三者的关系,涉及以治理性视角重新赋予“文化”和“社会交往”(the social)新的含义,重构两者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贝内特将法国后结构主义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简称ANT)与福柯的治理性融合一起,提出“聚合中的文化”(Assemb-ling Culture)观点,以突出“文化”和“社会交往”的动态物质生成过程,赋予两者更具物质性和实践性的含义,揭示文化实践如何借助知识-权力的毛细血管调控和形塑社会交往和社会行为。这就与以意义和意指实践为基础的当代文化研究主流模式拉开了距离,显示了贝内特不满文化研究基于语言-符号学模式的文本唯心主义及其诱发的政治后果,积极探索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深度模式的新物质主义和历史化研究的决心: 我的定位是唯物主义的,它的含义一如布赖恩·穆恩(Brain Moon)所提出的:“物质主义的”这个词语现在应当“在一种有限的意义上展开,以表明一种分析方式,它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基础放在历史条件之中,而不是去建构一种在更为基础的原因之上的普遍的效果和表达。因而它与历史唯物主义不同,这里重在强调偶然性,即多种历史条件和力量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社会生活和形式,而非遭受任何普遍决定力的制约。”“赞成这种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文化研究,便是赞成文化研究将自己的关注点细致化、分化,具有一种密度历史的意味:去关注文化和权力具体关系的特定构成和功能,将它们理解为复杂的相互作用的条件和结果,以及引起的弥散的和复杂的组织效果。”(Bennett,Culture:A Reformer's 29) 贝内特的新物质主义定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为回应当代文化研究第二次范式危机作出的应对策略和理论范式调整。20世纪90年代文化研究理论范式自霍尔以降兴起了“文化转向”,“文化转向”一味夸大建基于语言表意系统的话语实践对社会结构的自足性和建构性,逐渐悬置了对经济分析和社会物质存在等根本问题的思考,抹杀了“社会”“社会交往”“文化”三者的界限,呈现出非历史主义的唯文本、泛文化的唯心倾向。文化研究的第二次范式危机其实质与文化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归属这一核心问题有关,英国文化研究的传统最初得益于马克思的思想,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化研究是关于意识与经济(存在)、文化与社会间关系的研究。由于文化研究内部倚重的各种理论视角不同,对“文化”与“社会”这两个术语的理解存在着许多相互冲突的认识,“对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解释从来就不是一致的或固定的”(《本尼特》11)。 纵观文化研究对文化与社会(society)及其关系的探讨,实则是一个为反对经济决定论、不断扩大文化自足能动性而稀释“社会”的物质实在性的过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把社会形态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的有机整体,经济基础的性质变化决定着上层建筑和社会形态的变化更替。虽然马克思承认文化和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但认为它们依然最终受到作为结构性存在的、超个人的社会有机整体的决定和制约。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里,“社会”(society)既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有机体和不同构成层次相互关联的总体结构,也意味着一个与自然世界不同的属人的世界,它表现为一种以物质生产关系为基点的物质性存在。②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蕴含着深刻的客体与主体间的实践辩证法,但这种深度等级决定论模式的逻辑预设沿袭了西方哲学传统思维与物质的二元结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暗含着人类与自然、主体与客体间二元性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