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石”，①美日同盟深刻影响着东亚地区安全，并日益具有全球性的影响。美日同盟缘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政治安排，以及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关系。建立伊始，它并不具有同盟机制的典型特征。在美国战略、日本国内法和同盟条约的界定下，美日同盟因循着战略环境的改变而不断调整，朝着真正的军事同盟不断演进，形成今天的规模和特性，贯穿其中的主线就是同盟的机制化，即美日两国对同盟机制的建设和调整。作为双边安全机制，这一机制化的进程无疑也遵循国际机制发展和变迁的基本规律，从规范和实践两个层面展开。通过机制化的视角，结合着对美日同盟机制规范和实践层面的分析，可以更加深入地观察和理解美日同盟的整个历史演变轨迹、同盟特性，从而把握美日同盟能够延续和发展的根源，以及内在缺陷；有助于了解美国是如何控制、战略改造日本的，以及日本军事化是如何发生、发展的；也有助于把握在中国崛起背景下美日同盟机制化建设的内容及未来趋势。本文将从探讨美日同盟机制化的内涵着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日之间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政治安排为起点，分析美日强化安全合作和同盟关系的历史进程。 一、美日同盟的机制化：内涵及其历史进程 (一)何为美日同盟的机制化？ “同盟是制度，它们的牢固性和强度也许部分取决于它们的制度特性”，②同盟的机制化或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就是同盟通过机制建设不断强化的过程。根据对国际制度或国际机制的定义的理解，③它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规范层面，也就是确立同盟共识，确立共同的威胁认知和共同的战略利益认知；第二是规则或实践层面，就是围绕着同盟共识而确立的同盟的战略目标、合作的规则和决策程序、建立的各种同盟合作机制和机构等等。相应的，同盟的变迁也主要是指规范层面的变化，以及规则和决策程序层面的调整等两个方面。如果，规范层面发生了变化，也就是同盟的威胁认知、安全共识或战略利益认知发生了变化，则是同盟本身发生了变化，它可能是指同盟的战略转型、强化，也可能是同盟的弱化、甚至解体，而规则和实践层面的变化则是同盟内部的变化，一般是在规范层面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为了巩固同盟或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改进或强化。所以，同盟的转型首先是指规范层面，即同盟共同的威胁认知、安全共识和战略利益认知的变化，围绕规范层面的变化，同盟将重新确立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安全合作的具体的规则和方式。 根据以上的分析，美日同盟在1951年建立的时候，显然只有“同盟之名”，而无“同盟之实”。因为它并不是建立在美日两国有共享的安全共识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美日之间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关系之上。通过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和《美日安全条约》，美日结束了战争状态，日本收回了经济主权，但完全放弃了安全主权。而美国则将对日本的“占领”转化为了所谓的“同盟关系”，以便实现与苏联进行冷战竞争的长远战略打算。乔治·凯南曾指出，日本是亚洲的关键，就像德国是欧洲的关键一样，因此美国的目标是与日本长期结盟，这就是“赢得日本成为盟友”(win Japan as ally)。④朝鲜战争的爆发更是凸显了日本对美国前沿军事存在的地缘重要性，“我们必须利用我们在日本的军队、海军和空军设施作为基地针对在朝鲜半岛的敌对行动，必须使每个人都知道美国军队在日本的存在对这一地区未来的安全都是基本的”。⑤所以，美日同盟在建立的时候只是美国对日本占领和控制的“代名词”，具有先天的“欠制度化”的缺陷。从同盟共识看，日本从战败国的地位出发，对安全威胁的主要考虑是国内经济的凋敝和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不稳定和所谓“共产主义”的渗透，而美国的安全考虑则是与苏联展开全球冷战和在东亚地区建立霸权。如果说，双方的“威胁认知”有一点点交集的话，那就是所谓的“防范共产主义”的渗透。所以，无论政府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双方缺少共享的威胁认知。虽然，《美日安全条约》签署之后，双方又签署了实施这个条约的行政协议，但这份文件称不上是美日同盟合作的法律框架。从这两份文件中恰恰看到了美日同盟的分歧，它们不仅列入了日本想要的“美国帮助镇压日本的内乱”的条款，也写入了美国想要的“维护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从日本看，它只是希望美国帮助维持国内秩序和政权稳定，而不愿意被拖入到它的全球美苏争夺中去。尽管美国一再要求日本重整军备，日本却提出了“吉田茂路线”，即日本不拥有重装备，维持与美国的稳定关系，通过国际贸易寻求经济繁荣。⑥美国也担心被日本拖入到它不想要的东亚地区冲突中去，所以对日本的安全承诺始终是有条件的和审慎的，有时采取模棱两可的政策。双方都能从结盟中发现战略利益，但威胁共识则非常薄弱，其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美日同盟机制化就是指美日双方确立同盟共识和威胁共识，并围绕这些共识确立合作规则和合作机制、机构的进程，就是不断赋予美日同盟以“同盟之实”的进程。它无疑也按照国际机制发展的基本规律，沿着规范层面和实践层面展开：前者指美日两国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共享的安全威胁认知，及共享程度的变化，这是建立美日同盟的规范和价值层面。鉴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的特殊性，这种威胁共识常常表现为政府层面与社会层面的分裂；后者指美日两国作为同盟基于共享的安全威胁认知，来确定战略目标、安全合作规则，及同盟管理、运作的机制和共享程序。这两个层面的变化相互交错、相互影响，决定着美日同盟机制化进程的起承转合，也折射出美日同盟战略转型的历史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