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美好生活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根本目标。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发生巨大变迁，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开始走向一个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阶段（李培林，2016）。从生活水平到生活质量的美好生活取向转型显露了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观弊端，尤其是环境污染对人们主观福祉的削弱引发社会公众的深刻反思，化解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实现美好生活的题中应有之义。 环境、收入与生活质量之间的关系论述由来已久，见诸国内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经典论著。17～18世纪《政治算术》与《国富论》中都将收入等同于生活质量，强调财富的增加势必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变化影响着人们生活质量的走向。“伊斯特林悖论”①的提出，展开了对收入与生活质量关系的更深入探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②将环境与收入的互动带入经验研究领域。其实，以收入为同一逻辑起点的“伊斯特林悖论”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折射出经济增长的多重社会后果，彰显了社会发展的内在张力③，即在人们追求生活质量过程中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具体说来，在经济迅速增长时期，一方面，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和开发力度加大，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高收入，环境需求与收入需求剑拔弩张；另一方面，宏观社会结构层面公共环境质量与群体收入水平变化所累积的紧张和压力触发了阶层利益的分化。长期来看，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的关系具有复杂性，二者并非简单的同趋势变动、或者完全对立，其张力关系不断变化，阶层间利益的分化与整合亦是社会结构的动态平衡过程。因此，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正是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张力关系变化、个体利益与社会结构不断博弈的过程。 已有研究虽然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分别探讨了环境、收入因素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邢占军，2011；刘军强等，2012；崔岩，2016；巫强、周波，2017），却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张力，鲜有研究将其置于同一分析框架，本文试图在环境质量—收入水平的张力分析框架下探讨中国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机制。需要说明的是：第一，一般说来，生活质量的研究包括客观和主观生活质量两个方面，客观生活质量主要考察人们物质生活状况，而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则为我们理解居民生活质量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知识，本文对生活质量的量化分析中，使用“生活满意度”来测度主观生活质量；第二，从已有研究来看，环境质量的重要性已成共识，但是对环境质量的具体测量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本文根据研究需要，用环境污染指数这一逆指标来综合度量客观环境质量；第三，由于城乡居民对生活满意度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为了避免这种结构性差异对研究结果的干扰，本文仅关注居住于城镇的居民生活满意度。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 在农耕文明时代，人们对环境与生活间关系的认识非常朴素。例如中国战国时期的《商君书》中有这样的论述，“故为国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薮泽居什一，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四，此先王之正律也”，这充分体现了环境保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良好的环境质量是百姓安居乐业的保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纷至沓来，GDP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准，这一进程虽实现了人们收入水平的快速提升，但使用数量的线性增长衡量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是不合适的（赵文龙，1997）。如果按照早期工业社会“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则收入增加的同时会导致环境污染的加剧。问题在于，人们对生活质量的需求，既包括较高的收入水平，又包括优良的环境质量，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的张力成为制约生活质量提升的瓶颈。这一现象受到学者的关注，其中“环境库兹涅茨曲线”（Grossman and Krueger，1991）为人熟知，即环境污染与人均GDP呈现倒U型的曲线关系。一些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法从数据上验证了环境污染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倒U型关系（Selden and Song，1994；Jones and Manuelli，2001；吴玉萍等，2002；Hartman and Kwon，2005；宋涛等，2006；Brock and Taylor，2010；黄菁，2010）。从生产环节分析，形成这一曲线关系的原因在于经济体中用于减少污染的资本分配由不足到充足（Dinda，2005）；从消费环节来看，环境质量与消费品的边际效用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反向变动导致了环境污染和收入的倒U型分布。科技进步对于推动城市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有突出贡献（Cleveland，2002）。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发现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之间并不一定呈现倒U型关系，二者之间也有可能呈U型关系（张晓，1999；王敏、黄滢，2015）或倒N型关系（Friedl and Getzner，2003；赵立祥、赵蓉，2019）。 究其原因，一方面环境污染的表现是多维度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污染指标与估计方法的选取（彭水军、包群，2006），这启示我们在对环境质量进行操作化时，应尽可能选取一些综合性的指标。另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资本与政治资本的联姻使得环境问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表现不尽一致。尽管环境污染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环境质量和收入水平是考察人们生活质量的两个重要维度，现代社会环境质量与收入水平的联系性客观存在，这种联系性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满意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