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前西方社会理论危机与后现代理论兴起 近一二十年来西方社会理论进入了一个急剧变化、新观点纷繁杂烩的新时期，各种不同取向的理论层出不穷，甚至有的对传统理论信条提出了尖锐挑战，因此理论危机日益凸显。对此，社会学理论家布赖恩·特纳（B.S.Turner）曾指出：当代西方的社会理论表现为双重危机，一方面是社会危机，另一方面是理论危机。而理论危机突出地反映出了社会科学认识论上发生的变革。特别是，各种新观点对传统实证主义、本质主义和现代主义等观点提出了批评。特纳列举了当前社会理论危机的一些具体表现（Turner，2009）。 从更基本的理论观念层面来说，西方社会理论发展的这场危机可以称为现代性危机。许多社会理论家通过理论反思说明了这一点，并表现出很大的困惑性。例如，杰弗里·C.亚历山大（Jeffrey C.Alexander）在反思世纪之交社会理论的发展时，指出：“我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与我们今天所描述的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威胁着理性和普遍主义的力量和观念同样也使以基本的方式反思它们成为可能。普遍性的断言必须让位给普遍主义的方案。合理性必须被设想成更接近于一种话语（as adiscourse）而不是一种经验事实。现代性作为一个发展范畴必须被加以拒斥，虽然它能被理解为一种最重大之事的语意符号。”（亚历山大，2003：6）这意味着，传统社会理论中的某些基本理念受到了极大质疑和批判。 这场危机也被某些学者看作是“表征危机”（representation crisis）。“表征以不同形式处于社会科学每一领域的核心之中，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战在这一地带呈现得尤为惨烈。”（Rosenau，1992：92）。传统意义的表征观，主张我们可通过一定方式“准确呈现”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并获得真理性或本质性的知识。然而，近年来这种“镜喻”表征观受到了质疑，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多个领域出现了所谓的“表征危机”或反传统表征观。例如，建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者提出了“反表征”观点，他们主张表征并不是简单“再现”，而是包含社会文化“意义”的生产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借助语言/符号等方式去建构一定的对象。因此，从社会建构论观点来看，我们所获得的各种知识并不是客观“实在”的直接反映，一切社会存在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研究也不是一种直接的“发现”过程，而是被看作在一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制造知识”的建构过程（林聚任，2016）。 所以，按照后现代主义和社会建构论观点，语言或话语在社会研究和理论建构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或者说话语是建构知识或意义的重要方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曾明确指出，只有话语才生产意义。其观点还突出了社会研究中研究主体的作用，克服了传统社会研究对知识生产主体性忽视的问题。对此，B.斯马特（Barry Smart）指出新的理论取向表现出下列批判性关怀：（1）表现的危机以及与之相关的意义的不确定性；（2）知识的确定基础的缺失；（3）语言、话语和文本在分析上的核心地位；（4）关于理性自主主体的启蒙运动假设是不适当的，与之相对的是关注个人被构成主体的种种方式（斯马特，2003：543）。 在这样的理论危机背景下，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出现了一系列明显新转向，其中一个突出方面是“后现代转向”。如S.贝斯特（S.Best）和D.科尔纳（D.Kellner）指出：“过去几十年在理论、艺术和科学方面出现了一种后现代转向，它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主要范式的改变，有些人认为是从现代世界到后现代世界的划时代转型……我们把这个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与理论方面的剧烈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并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位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新的和基本上是未知的领地。后现代转向包括从现代到后现代众多领域理论的一种变化，此变化指向一种考察世界、解释世界的新范式。”（贝斯特和科尔纳，2002：3）而史蒂文·塞德曼（Steven Seidman）则从西方社会理论的新发展角度指出：“在西方社会中，一场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变革正在上演。而‘后现代’这个概念至少抓住了这场社会变革的某些方面。”（Seidman，1994：1）由此，塞德曼极力倡导建立在后现代主义立场之上的社会理论，他批判传统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主义话语，认为当今的社会学理论家陷入了探究关于社会的普遍性规律这个元理论争端的泥潭。他说“社会学理论已误入歧途”，已丧失了其大部分社会和学术意义，或者说“社会学理论已减弱了其对社会评论、批评和分析的关键性公众文本的影响。“如果没有弄错的话，社会学理论所具有的功能只不过是对所做的研究项目和经验分析提供一种合法性的修辞。”（Seidman，1991：133）他指出社会学理论正走向“终结”，而其新生在于转变为社会理论，希望就在于后现代主义理论。 伴随着这一日益凸显的后现代转向，后现代主义思潮蔚然成风。后现代主义观点已广泛影响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并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后现代主义流派。后现代主义不但对整个西方文化和思想传统形成了极大挑战，而且也重塑了人文社会科学等各学科的理论基础，促进了研究范式的转变。“当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后’这个术语变得无法回避。危机与更新的氛围弥漫于社会科学、艺术和哲学各学科。”（Benko，199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