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G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9)02-0037-12 抗生素①的研究与生产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尽快实现抗生素药物研制的国产化，解决抗生素研究与生产相脱节的弊端，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应运而生，其成立增强了抗生素研究部门与生产部门的合作，提高了抗生素研究与生产的计划性，成为推动科研与生产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机构。抗生素研究也因此被称为新中国“科学活动合作精神的第一个成功的典型”[1]。目前，关于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的研究尚付阙如，本文利用相关档案资料、会议报道等，通过考察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的过程，分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抗生素药物研发的组织模式，以期为目前我国的科研管理模式提供一定借鉴。 一、提议：1952年抗生素座谈会 早在1950年3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宫乃泉在华东人民制药公司配尼西林建厂问题座谈会上提出：“我们必须把科学配合着工业向自力更生的道路上发展”，“我希望凡是对抗生素的制造有兴趣、有研究、有经验、有能力的人都应该请来做顾问，或是进一步的组成一个委员会帮忙把这个厂迅速而胜利地完成起来”。[2]这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关于成立抗生素问题委员会的提议。 1952年11月20～24日，中国科学院、轻工业部、卫生部在上海联合召开了抗生素座谈会，与会人员来自北京、沈阳、上海、南京、福州5个地区17个单位，“包括有机、药物、生物化学专家23人，微生物学专家17人，植物生理学家3人，植物保护学专家3人，临床内外科专家6人，药理专家3人，行政人员13人”，共68人。[3] 座谈会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抗生素发展的基本情况与主要问题；二是讨论问题产生的原因及提出相应的对策。经过热烈讨论，会议总结了抗生素生产与研究工作中九个方面的具体问题，即“菌种及培养问题”、“制造原料问题”、“发酵及提炼结晶问题”、“化学方面的问题”、“高等植物抗生素的研究应如何开展的问题”、“抗生素的药理和临床试验没有和研究工作取得配合”、“抗生素的规格没有统一的标准”、生产机构与研究单位应“加强联系，做好分工合作，集中力量来解决生产上的各种问题”及“生产与研究机构今后共同商订工作计划的问题”。[3]与会人员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缺乏计划性，“过去生产部门主观上对于这类药物生产的发展前途没有足够重视，缺乏全面计划”，同时“由于本位主义思想的存在，使生产部门之间缺乏联系，工作重复，经验没有交流”。二是缺乏协调性，“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生产机构和科学研究单位没有做好有计划的配合”。[3] 在座谈会上，与会人员“批判了个人主义与本位主义的思想”，表达了“组织起来集体进行工作的决心”，并达成两点共识：一是“要解决抗生素的研究与生产问题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必须把各研究工作者、各生产工作者、各个研究机构和各个生产机构的力量很好的组织起来”；二是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与生产必须是有计划的，必须在总的计划下，集中力量，相互配合，有步骤的解决各项有关问题”。为了“使抗生素的扩大生产得以迅速地顺利进行，唯一解决的途径是在于抗生素的生产须得到科学技术的帮助”，这就要求抗生素的研究工作与生产实践必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科学与实践统一”，实现“创造性的合作”，这样才能一方面“解决生产上的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吸取生产上创造性的经验来丰富研究的内容”。[3] 与会人员建议成立中国抗生素委员会②，“拟定了它的组织大纲，规定了它的工作任务，并且还拟订了抗生素研究的总计划纲要”，认为“这是一个研究工作与生产创造性合作的具体办法。这个工作开辟了我国科学家与生产工作者们走上集体合作的道路”。会议决定：座谈会结束后便着手进行筹备成立中国抗生素委员会的工作，待“委员会成立后即进一步进行全国抗生素研究工作情况的调查，制订五年总计划的具体内容”。[3] 二、地方先行：上海、北京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 根据1952年抗生素座谈会的讨论结果，上海有关抗生素研究与生产机构共同建立了临时性的链微素工作组和金微素工作组，两个工作组下“又设立菌种研究小组进行联系合作”，“获得了一定成绩”。[4] 为了寻找更经济的生产方法和生产多种抗生素，“中国科学院把抗生素列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10项重点研究之一”。[5]1953年5月，鉴于实际需要和条件的成熟，中国科学院与上海各有关单位协商之后正式成立了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参加的单位有：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药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所、医学科学院、中央轻工业部上海工业试验所、国营上海第三制药厂等，且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央轻工业部华东办事处的代表担任委员”。“1954年起上海医学院细菌科参加工作。1955年起复旦大学个别教授也开始参加了研究”。上海抗生素研究工作委员会由11人组成，“汪猷任主任委员，童村、金培松任副主任委员，殷宏章、高怡生、胡永畅、陈善晃、黄河、秋沁、孙明远、马誉澂等为委员，朱琴珊任委员会秘书”。[4]1953～1955年，中国科学院与轻工业部、卫生部所属的一些研究所合作进行了抗生素的研究与试生产。1955年，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完成了“氯霉素合成方法的研究，并向工厂提供了生产工艺技术。全国大协作取得良好成果。如1952年青霉素试生产时仅得33公斤，到1956年产量已达10吨”。[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