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灵凤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早在20年代加入后期创造社时，叶灵凤就曾被捕入狱。1931年4月，他被左联以“屈服于反动势力，向国民党写‘悔过书’”①为由开除。叶灵凤更知名的事情，是由于侮辱鲁迅而咎由自取。1929年11月，叶灵凤在自己主编的《现代小说》上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小说中的主角魏日青称：“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担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他后被鲁迅讥为“生吞‘琵亚词侣’，活剥蕗谷虹儿，今年突变为‘革命艺术家’”②。1938年，叶灵凤到香港，不过仍未逃过是非。香港沦陷期间，叶灵凤未离开香港，后被日本军方逮捕，出狱后在日本文化机构工作。 1949年，叶灵凤送戴望舒北上回国，自己却留了下来。戴望舒洗清了“汉奸”的冤白③，却在1950年因哮喘突发在北京去世。叶灵凤为此写了文章，他说：“我想他一定是可以死得瞑目的，虽然有点依依不舍。因为他终于能够埋骨在新生的祖国土地上；若是客死在这孤寂的岛上，我想作为诗人的他，一定死得不能瞑目了。”④由此看，叶灵凤是羡慕戴望舒之北上的，他没有北归肯定有不得已的原因。叶灵凤有预感，果然1957年版《鲁迅全集》在《三闲集·文坛的掌故》叶灵凤词条下注云：“叶灵凤，当时曾投机加入创造社，不久即转向国民党方面去，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⑤1975年叶灵凤去世的时候，香港文坛出现了一批悼念文章，如罗孚《我所知道的叶灵凤先生》、黄蒙田《小记叶灵凤先生》、三苏《悼叶灵凤先生》、刘以鬯《记叶灵凤》等，不过这些文章都避开了叶灵凤沦陷区的经历，避开了“汉奸”问题。 新时期以后，叶灵凤的“汉奸”问题始被揭开。首先，1981年版《鲁迅全集》改变了对于叶灵凤的注释，《革命咖啡店》一文将潘汉年与叶灵凤合注，曰：“叶灵凤(1904-1975)，江苏南京人，作家，画家。他们都曾参加创造社。”拿掉了叶灵凤的“汉奸文人”的帽子，这在后来被称为“注释平反”。 致力于为叶灵凤平反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香港资深文化人罗孚。自1985年起，罗孚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叶灵凤的文章，为叶灵凤伸冤。1985年9月16日，罗孚写下《叶灵凤的后半生》一文，文中提到有“金王”之称的香港金融界巨子胡汉辉写于1984年的一篇回忆文章。在此文中，胡汉辉说，被国民党中宣部派到广州湾的陈在韶“要求我配合文艺作家叶灵凤先生做点敌后工作。灵凤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属大冈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选来自东京的各种书报杂志，交给我负责转运”⑥。罗孚由此认为：“这至少说明，叶灵凤名义上虽然是在日本文化部属下工作，实际上却是暗中在干胡汉辉所说的抗日的‘情报工作’的。”有关于1957年版《鲁迅全集》对叶灵凤的注释，罗孚认为，“1957年版《鲁迅全集》的那一条注文，显然是‘左’手挥写出来的，那些迷雾应该随新的注文而散去”⑦。 罗孚以“柳苏”之名发表于1988年第6期《读书》杂志的《凤兮凤兮叶灵凤》，是一篇较有影响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罗孚开始涉及叶灵凤在沦陷期间发表的文字。他主要提到了三篇文章：1942年发表于《新东亚》月刊上的《吞旃随笔》；1944年发表于《华侨日报》副刊“侨乐村”的《煤山悲剧三百年纪念——民族盛衰历史教训之再接受》，以及1945年在《香岛日报》连载两期的小说《南荒泣天录》。罗孚高度赞扬了叶灵凤在日本统治下借古喻今，“寄故国之思，扬民族大义”的做法。罗孚也提到了《大众周报》，“而在可能是他自办的《大众周报》中，每期都有署名‘丰’的《小评论》，就看到的几篇来说，也多是不痛不痒的文字。这一切看来属于负面的东西，似乎并不能掩盖‘吞旃’‘情报’和坐牢的正色”⑧。 罗孚的文章奠定了80年代以后学界对于叶灵凤的基本评价，后来出现的材料和文章则在不断地进一步验证和深入这种说法。罗孚本人在后来的文章中，也不断推进自己的看法。1990年4月，朱鲁大在《南北极月刊》发表《日本宪兵部档案中的叶灵凤和杨秀琼》一文，披露日据时期香港宪兵队本部编写的“极秘”文件：《重庆中国国民党在港秘密机关检举状况》，其中提到叶灵凤在香港沦陷期间在“中国国民党港澳总支部调查统计室香港站任特别情报员，后来更兼任国民党港澳总支部香港党务办事处干事”，“每月支领工作费五十元”。朱鲁大极为称颂罗孚《凤兮凤兮叶灵凤》一文对于叶灵凤的平反，不过同时批评了罗孚认为叶灵凤并非“正规”地下工作者的说法，他认为罗孚是忌讳叶灵凤与国民党的关系，“不可因叶灵凤早年参加创造社，受过国民党警宪拘捕，便断然一口咬定‘不能把叶灵凤称为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当时的中共不也要搞统一战线，为了抗日可以捐弃一切成见么？”⑨ 如朱鲁大所言，罗孚的确不愿意把叶灵凤与国民党扯到一起，他辩解说：“他不是国民党员。他是先成为‘特别情况员’后，才成为‘常务干事’的。他似乎不是为‘国民党’办事，而是为国办事，为中国对日抗战的大业服务。”反过来，罗孚似乎很希望把叶灵凤与中国共产党联系起来，他专门提到叶灵凤与潘汉年乃亲密朋友，“潘汉年后来又是著名的中共情报高手，开展甚至主持对国民党，尤其是对日本占领军的情报工作，取得辉煌的成绩。叶灵凤这个‘特别情报员’和他没有关系，在这方面，叶是远远不能和他相比了。但战争结束后，潘汉年又来到香港，两人还是有来往的。共同有些什么‘机密’，一般人就不会知道了”⑩。香港学者卢玮銮也持类似的看法，她提到：“抗战时期的重庆是联合政府，叶灵凤当日从事地下工作，只能说是为国家做事，若以此认定叶灵凤只是国民政府情报人员并不准确。叶灵凤1949年后能否回到内地，真正的关键在于他是否奉潘汉年之命留守香港，甚至1949年后续留香港。叶灵凤早于1926年曾经跟潘汉年合办《幻洲》，如果潘汉年确为叶灵凤的上司或曾经指导叶灵凤的工作，叶灵凤的附逆问题便只有潘汉年能保住他。如果潘汉年没有出事，叶灵凤三年零八个月的事情也不成问题，中共也不会计较；偏偏1955年潘汉年案爆发，叶灵凤的附逆问题便无从解释，回到国内只会自动成为反党集团一分子，此举无异于自找麻烦，加上他过去与鲁迅的龃龉，自然不能回国。”(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