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香港作家罗孚先生被“获准”从北京返港后不久,托好友冯伟才从香港带了一部手稿到北京捐赠至中国现代文学馆,并附一封落款时间为“六六.六.十四”的书信。
舒乙先生: 李今女士: 终于有机会实践诺言,讬冯伟才兄将周作人的《药堂谈往》,即《知堂回想录》的原稿送上收藏。 希望未来能在别的方面,能替你们做出些微的贡献。 知道你们收到一批绀弩诗稿,舒乙先生且为文介绍,侯井天兄据此整出几首佚诗,甚以为喜!请李今大姐便中复印舒先生大文及绀弩原稿,交冯兄带回,不胜感激! 敬礼! 六六.六.十四 信中所提《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1962年11月30日写毕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他一生篇幅最大的著作。该稿原名为《药堂谈往》,署名“岂明”(药堂、岂明、知堂都是周作人的笔名)。该稿总计562页(其中“药堂谈往目次”8页,正文554页),分4卷207篇,共38万字,全文以毛笔书写,稿纸总计五种(荣宝斋24×30=720的红格稿纸、“东京奥古纳”竖排稿纸、“晏一卢集稿·张氏藏本”24行纸,“知堂自用”24×25=600的蓝扁格稿纸和一种26×32的无名红色竖排格稿纸)。整部手稿文字流畅,修改痕迹较少。周作人对于手稿的修改极有特点:他不是在原稿上直接涂改,而是先用刀片将错字挖下,再用刀片切下同等字数的新稿纸,新稿纸四边要略大于原缺,而后将浆糊涂在新稿纸周边,将之贴在原处,然后再写上要改的字,一般字数是相等的。正因周作人尽自己最大可能保证了手稿的完整与洁净,从而使得该稿不仅成为一部极为难得的名家手稿,更是一部书法珍品。 《知堂回想录》的写作源于一次“老友约稿”。1956年9月7日,香港报人、作家曹聚仁趁在京参加鲁迅先生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之机,前往八道湾苦雨斋访问许久未见的老友周作人。在那次会谈中,曹聚仁表示他可将周作人的文章拿到香港发表。周作人说他要考虑一下。回港后,曹聚仁与好友罗孚谈起在《新晚报》副刊连载周作人文章的事情。罗孚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建议。12月初,曹聚仁连续写信,代《新晚报》向周作人催稿。对此,周作人考虑了一段时间。他曾记述“当初他说我可以给报纸写点稿,每月大约十篇,共总一万字,这个我很愿意,但是题目难找,材料也不易得,觉得有点为难,后来想到写自己的事,那材料是不会缺乏的,那就比较的容易的多了。我把这个意思告知了他,回信很是赞成,于是我开始写”。①对于文章的写作,曹聚仁要求周作人“写作愈通俗越好,因为我们是无法适合读者要求,写得很下流的。不必掉文,尽可能趣味化。”② 1960年12月10日,周作人开始写作自己的这部回忆录。最初,周作人本拟写至“五四”为止。③末了,他却将其一生经历都写了出来。这其中多有过去未介绍者,叙述往事间或移用此前有关作品,或又抄引自己多篇文章。“文中多有跑野马处,或者还跑的不很够,亦未可知。但野马也许在圈子里跑,才有意思,这却极不容易耳。”④从1960年12月10日到1962年11月30日,《知堂回想录》历时近两年完成。在写作中,周作人对于文章内容有自己的设想:“凡我的私人关系的事情都没有记。”⑤“关于家庭眷属的,也悉不录。”⑥对于“七七事变”后的自己,周作人几乎没有提及。 周作人按约定边写作边寄稿,“前后寄稿凡有九十次”。他以为香港《新晚报》会及时刊载他的作品,但直至1964年8月1日,《知堂回想录》写作完成后的一年零八个月,该文才在《新晚报·人物志》副刊发表。对于发表的延迟,周作人很不愉快。对于拖延的原因,罗孚在1987年10月《关于〈知堂回想录〉》一文中,给予了解释:“一个原因是我还有顾虑,怕他这些尽管是回忆录的文章依然属于阳春白雪,不为晚报的一般读者所接受;另一个原因是要看看他对敌伪时期的一段历史是如何交代的。后来见他基本上是留下了一段空白,这才放了心。”⑦从8月1日到9月8日,《知堂回想录》在香港《新晚报》共刊载了三十九节,其后便遭遇腰斩。原因是北京给罗孚发来命令:“这个时候还去登周作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⑧有鉴于此,罗孚负责的左派报纸《新晚报》不得不中止《知堂回想录》的连载。对于此事,周作人其实在《新晚报》停载前便已有预感。 《新晚报》停载后,作为约稿人的曹聚仁写信安慰周作人,并为罗孚作了解释,“等到《新晚》决定连载,京中的文艺方针又变了,即是要面向工农兵,连夏兄都受批判了,而海外读者又趣味越来越低,高一点的都不要。于是中辞了。”⑨同时,曹聚仁为该文的继续发表与出版积极寻找出路。1965年,曹聚仁开始筹划《知堂回想录》在香港、日本的出版。他首先写信征得周作人的同意。当年9月24日,周作人致曹聚仁信,随信附上请曹代为处理《知堂回想录》出版的委托书⑩: 关于知堂回想录在海外发行事情,兹委托曹聚仁先生为全权代表。或中文本先出或日译本先出,均由曹先生决定办理。此致 曹聚仁先生鉴 北京周作人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当时,曹聚仁已通过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的朋友车载青准备出版此书的单行本,同时还通过在日本的朋友陈约翰,联系了日本朝日社拟出版日文版《知堂回想录》。同年11月,香港三育公司发布了出版广告。但三育公司“又怕日本方面要先出,所以等着排。其次,非有人抄副本不行,罗兄要保留原稿的”(11),这导致《知堂回想录》迟迟未能在港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