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的一些国家级出版社曾一度成立过地方分社，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1964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它成立前后经历了哪些问题？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脱离，两个出版社最终为何分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首先解决的就是将出版业纳入计划经济之中，并逐步对私营出版社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出版业坚持的方针是“专业化与计划化”①，为实现这个方向，出版总署建立了一系列中央级专业出版社，包括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后，提出自己的出版方向：“编辑方针将以现代文学为主，其次是中国民间文学、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关于现代文学，以出版几种丛书为主：‘中国人民文艺丛书’‘文艺建设丛书’等。此外，也将从地方出版单位已有的书籍中，挑选优秀的作品重印，特别注意选印通俗文学作品；此外并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出版我国古典作品或外国名著。外国文学方面，目前主要为苏联、新民主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作家的作品。首先进行的是‘苏联文艺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由该社与时代出版社共同负责进行。过去已由三联或新华书店出版的名著，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书，都将重新校阅再版。”② 与此同时，上海的私营出版社也逐步被改造为国营出版社。上海的新文艺出版社成立于1952年8月，由群益出版社、海燕书店、大孚图书公司合并组成，最初是公私合营性质的出版社。当时对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的要求是“把改造私营出版社作为自己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之后，新文艺出版社陆续并入新群出版社、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光明书局、潮锋出版社、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和上海出版公司等私营出版社。1956年11月，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分出扩大成立古典文学出版社后，主要出版中国和外国的现代、当代文学作品。1959年7月与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音乐出版社合并，成立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矛盾 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作为专业的文学出版社，在发展过程中各有优势。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的中央出版社，在选题确定、政策支持方面的优势得天独厚；而上海文艺出版社则汇集了过去上海诸多私营出版社的资源，上海作为曾经的全国文化和出版中心，在多年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作者资源非常丰厚。而由于人文社拥有“选拔”的特权，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人文社在列选题计划的时候，对一些之前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名著较好的译本陆续收入。 两个出版社都是出版文艺图书的，在当时的出版范围内，原创图书和翻译图书的选题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重叠。但是，文化部出版局出于计划经济的考虑，在审核选题时对新文艺社与人文社重复的选题都不予同意。这导致两社在选题制订、与作者联系方面经常产生冲突。 1954年3月10日至15日，中宣部专门召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及出版总署、文化部等单位负责人开会，希望在今后工作中加强计划性，明确分工，避免矛盾。其中提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应逐渐成为出版中外古典文学和中外现代文学优秀作品为主的出版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应逐渐成为出版中国及外国现代文学作品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可见，管理部门对两社出版范围的重合也无可奈何，但对两社的要求和标准是有区别的。区别的重点在于人文社要出版“优秀作品”，而对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没有这个要求。但是，对“优秀作品”的判断是见仁见智的事，很难一下子下定论。这个规定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两个出版社的矛盾。 此次会议还提出，因为目前条件还不成熟，“除经过编选的五四新文学代表性作品统归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外，中国的和外国的古典和现代文学作品，两社都可出版。但中国和外国古典文学的出版，两社应共同制订长期出版计划，并根据这个计划实行分工，中国和外国现代文学的出版，应定期交换选题及约稿计划，尽可能避免凌乱和重复的现象。文学古籍的出版工作，因北京和华东均有部分整理古籍的力量，可由两社分别进行，用‘文学古籍刊行社’名义或‘上海文学古籍刊行社’名义出版”。③为使两社更好地开展分工合作，会议还提出人文社对新文艺社“应当尽量给以业务上的指导和帮助”，“双方应互相交换每年的选题计划，并作必要的调整，互派代表参加必要的会议，互相交换稿件、内部刊物及工作总结，以便能更好地互相配合，并交流经验”。④ 1955年冬，两社签订了《关于出版分工的初步决定》，两社“互换选题、互通声气、协商互让，以减少重复和纠纷”。之后，情况虽有所改善，但问题仍然不断发生。 为此，新文艺社专门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写信反映情况，提到“我们提出的好的选题，‘人文’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拿去，我们已出版的名著的译本他们可以不与我们事前联系，从译者那里拿去，有时甚至把选题和译者一起拿去(据译者直接向我们反映，‘人文’的编辑甚至对译者说：‘你把稿子交给我们，选题问题，只要我们叫“新文艺”放弃就行了’)”。新文艺社还向周扬反映，“平明等五家私营出版社先后并入我社，有较多的外国文学翻译的编辑转入我社工作，他们看到‘新文艺’的外国文学翻译选题，在很大程度上受‘人文’的控制，认为正像他们过去私营出版社的选题被国营和公私合营出版社所控制一样，觉得‘新文艺’没有前途”。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