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弟弟谢为涵、谢为杰、谢为楫文学创作考

       谢为涵、谢为杰、谢为楫是冰心一母同胞的弟弟。冰心非常喜爱这三个弟弟，把他们看作自己“灵魂中三颗光明喜乐的星”。①在家庭氛围熏陶和姐姐的影响下，为涵、为杰、为楫文学素养都非常好，都在少年时期就写作并发表了文学作品；而他们使用的笔名，均由姐姐的“冰心”而来，按姐弟排行，分别取名冰仲、冰叔、冰季。

       由于三兄弟在创作时间和作品数量上都较有限，不用说书写文学史上未留下他们的名字，就连姐姐冰心，到晚年也记不得他们在写作上的具体情形了。然而，谢为涵、谢为杰、谢为楫都曾经真诚地投入文学创作，公开发表过优秀的文学作品，拥有不少读者。正是他们，与成千上万的文学青年一道，参与了现代文学的“时代大合唱”。这个群体中，能够在文学史上扬名立万、成为作家的毕竟少之又少；大部分都因创作未持久、作品未臻善而与文学史无缘。但他们的文学实践，构成了现代文学书写的基座与背景，②本文即尝试重新翻阅当年报刊，搜寻谢为涵三兄弟发表的文学作品，细加考辨，编成书目，以供研究检索；并作简略论析。

       一、谢为涵文学创作考

       谢为涵(1906-1944)是冰心的大弟。在冰心看来，三个弟弟中，“大弟为涵是最聪明的一个”。③1918年为涵十二岁，考入唐山工业专门学校预科班(即中学一年级)。④后升入北京交通大学。1927年初与表妹杨建华结婚，随后即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回国后一直在交通部门工作。1944年在战乱中因病去世。

       谢为涵文学创作不多，目前所见如下：

       1.《惆怅》，新诗一组，《北京交通大学月刊》，1924年6月1日，第1卷第3期，作者署名“冰仲”；

       2.《芝罘(Chefoo)》，新诗一组，《北京交通大学月刊》，1924年6月1日，第1卷第3期，作者署名“冰仲”。

       这两组诗均为谢为涵在北京交通大学读书时发表的，沿用的是“冰仲”这一笔名。《北京交通大学月刊》中文总编辑黄千昂在《发刊宣言》中指出：“方今文化演进，士皆好弄笔为文。抄袭雷同。汗牛充栋。求其精审。则百不获一。”⑤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该刊在文学稿件的选择上非常审慎。所登诗词，则多为文言古体，并归入“杂俎”一栏。从1924年1月创刊，至1926年6月第六期止，两年半中，仅于第三期开设“新诗”一栏，而该栏仅刊载了谢为涵的两组诗作《惆怅》和《芝罘》。由此可见，谢为涵的诗作在质量上应有保证。写青春与爱情，写大海和家国情怀，显出男儿英雄气概。如《惆怅·一》：

       是失望诗人的墨水，流到纸上，

       便成了断肠诗句。⑥

       再如《芝罘·四》：

       夜深了，

       甲版(原文如此——引者注)上只有他一人荷枪独立，

       心中充满了慷慨和责任。⑦

      

       《北京交通大学月刊》第1卷第3期(1924年6月1日出版)封面

       作者署名“冰仲”的还有一首新诗《玫瑰的荫下》，1922年5月26日刊于《晨报副刊》。写抒情主人公坐在玫瑰的荫下看书，因觉得玫瑰开得美艳，就折下一朵，想等喜欢的女孩子到来后，送她装扮雪白的衣裳；然而久等不来，玫瑰的幽香似乎也带了挥不去的怅惘。这首小诗，写出了略带惆怅的青春情怀，整体上清浅而纯净。从感情上看，是清纯唯美的青春情感萌动。

       假若这位“冰仲”就是谢为涵，《玫瑰的荫下》正好契合了时年十六岁的谢为涵的实际心理。冰心在《关于女人·叫我老头子的弟妇》中曾经记录了自己为为涵与六表妹杨建华鸿雁传书扫清障碍的事情：“他们在七八岁上，便由父母之命定了婚；定婚以后，舅母以为未婚男女应当避嫌，他们的踪迹便疏远了。然而……他们那种忍笑相视的神情，我都看在眼里……”“有一年，正是二弟在唐山读书，六妹在天津上学，一个春天的早晨”，冰心接到大弟的来信，说想跟六妹通信，去信却不得回复，所以请姐姐帮忙疏通。冰心感慨道：“这两个十五岁的孩子，春天来到他们的心里了!”⑧《玫瑰的荫下》实在可以看作是谢为涵恋爱心态的自然表达。

       然而这首《玫瑰的荫下》，跟作者署名“冰叔”、发表于1922年5月14日《晨报副刊》的新诗《不忘》，一直被视作冰心的诗作；而且冰心自己也的确说过曾用“冰仲”“冰叔”的笔名发表过作品。⑨最初是北新书局1930年版的《闲情》，之后则是不同版本的《冰心全集》，均收录了这两首诗。但是，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认为，冰心早期创作不涉及爱情题材，直到1925年底才在跟吴文藻热恋的时候写下诗歌《相思》，发表时却已是1927年底，而且还是“失名”刊发。⑩假如这首《玫瑰的荫下》是冰心所作，那就说明早在1922年她就已经写过爱情诗，而且是类似于《关于女人》的“易性写作”——因为这首诗中出现了女性“她”，对应的抒情主人公显然容易被看作是个男性。那紧接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研究者会忽略这首诗如此醒目的“爱情题材”特征？